孙海洋 郭建勋
由湖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2004年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研究学术讨论会”日前在湖南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学者围绕“文体”这一中心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会议首要关注的是“辨体”：赵敏俐的《乐歌传统与〈诗经〉的文体特征》强调，《
诗经》是可以歌唱的乐歌，只有从“乐歌”的角度入手才能正确了解其文体方面的特征。方铭《关于赋文体的内涵和外延问题》认为，赋体文学是古诗之流，“辞”和“赋”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体，楚辞是赋的重要源头。“七体”、“对问体”不是赋，而是受赋影响而产生的应用性文体。郭建勋《骚体赋的内涵与文体特征》认为，骚体赋必须具备采用楚骚的“兮”字句和以“赋”名篇两个条件。骚体赋在整个赋体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骚体赋脱胎于楚辞，其句型、语体风格与文体赋都有较大差异。孙纪文的《〈淮南子〉中的文体形态及其深层意义》认为，《淮南子》中包含了论体、注解体、术体、式体、格言体、诠释体和序体七种形态。这些文体具有各自的文体学意义。叶君远《论“梅村体”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崇祯末至顺治初为“梅村体”确立期，顺治二年后进入兴盛期。张松辉的《〈世说新语〉不是小说》指出：《世说新语》不是一种虚构的文学，后世学者也多将它作信史看待，故应归入“史料笔记”的范畴。
其次是文体的渊源与流变。郭丹的《先秦史传文学作品中的文体萌芽与雏形》指出，在《左传》等先秦史传文学中，已孕育了颂、铭、诔、隐语、檄文、论辨、赋、歌、诗、谣、诵等多种文章体裁。黄仁生的《论戏曲在文学史上的演进与贡献》认为，戏曲在继承传统诗词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戏曲的成熟使虚构性叙事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从而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格局和走向。孙海洋的《试论先唐论辩散文的体式及其变迁》将论辩文依议论方式简单分为“论说”和“辩论”二类。并指出：“论说”一体滥觞于《周易》《尚书》，盛于周秦诸子，其风格在先唐经历了恣肆、儒雅、清雅、骈俪四变；辩论之文源于上古朝廷议政，形成于墨、孟诸子，兴盛于魏晋南朝的僧俗论争，文风始终以质朴流畅为主。钟涛的《论六朝诗序的文体演进》指出：由诗人自己写作的诗序出现于三国时期，诗集序出现于两晋时期，《兰亭诗序》标志着诗序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已趋成熟。
再次是探讨其他艺术形式或宗教文化对古代文体的影响。高华平的《略论佛教对中国古代文体的影响》认为，佛教文化促进了“宫体诗”、“永明体”的出现；增添了变文、偈颂等新品种；改进了中国古代固有的文体形式。吴相洲《论永明体与音乐之关系》则指出，“永明体”是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产物，沈约等人提出的声律说，是为了方便入乐，由永明体发展而来的近体诗是适合入乐歌唱的最佳形式。胡遂《论唐宋词与燕乐的关系》认为，唐宋词是一种曲牌体声乐艺术形式，因“燕乐”曲子的程式化而产生了唐宋词这一艺术形式，其声辞配合的方式决定着词体的形式，词乐的衰亡和新兴乐种的繁盛，是词体退出主流声乐艺术的根本原因。钱志熙《从歌谣体制看“〈风〉歌”的艺术特点——兼论“诗无达诂”这一阐释原则的合理性》则以先秦古歌谣为参照，去认识《诗经·国风》作为歌谣体在体裁、章制上的特点，以为正是因为风诗歌谣体的朴素表达方式使许多作品的主题、诗歌的感怀性质都存在不确定性，导致“诗无达诂”的接受事实。
又次是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理论：詹福瑞的《古代议论文的体类与体派》指出：古代文论谈文学之体有“体类”与“体派”二义，前者为风格之体，后者为体裁之体，六朝人所谈之“体”，主要指风格之体，后世加以发展，衍生出时代之体和作家之体，从而丰富了古代文论中的风格论。张海明《李清照〈词论〉的再评价》以为，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从格律化的角度加速了词体文人化的进程，为使词成为与诗并列的独立文体作出了贡献，同时也造成了词与“歌”的背离，使之趋于案头化。刘再华《文化语境与梁启超的新文体理论》认为，梁氏的新文体作为一种报章俗语文体，其思想取向和言说方式总体上与其援采西学以改造儒学、改良经学的政治运作，存在着异质同构、互动共生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