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下降不可怕　学人呼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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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率下降不可怕　学人呼唤“深阅读”本报记者　赵敏

　　阅读率下降——或者准确地说读书率下降，成为新旧更迭关口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公众对此的态度已经渐趋理性和客观，但是仍有一种忧虑的声音在蔓延——出版行业将就此萎

缩并最终导致人文精神走向衰落，其实这种担心实在没有太大必要。最简单的解释是，这种担心来源于概念的混淆，读书所能代表只是传统的阅读范畴，而实际上，现代阅读无论指向还是方式都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概念早该重新定义。

　　读书率下降实质反映的是信息受众分流的问题，这与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及兴盛密不可分。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新媒体的出现并未导致任何一种传媒方式死亡。

　　社会发展要求信息传播更快速更便捷，新媒体的兴起也源于此，但是信息的概念也是很宽泛的，比如娱乐新闻属于信息，科学知识属于信息，甚至文化也可以定义成经过淘洗沉淀的信息，不同类别的信息分别有与之相适宜的载体。由于人类生活形态也日益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我们不能确定会有一种“万能媒体”出现，自然也无法断定某一媒体必然会消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现阶段乃至更长的时间里面，图书依然是文化和知识的最佳载体——这是由图书以及其他现有媒体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出版社需要做的是顺应社会发展而进行变革，生产更具文化含量的产品应该是一个思路，这也是原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郭志坤先生的观点。

　　或者我们做一个假设：书籍因为适应不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而最终成为历史记忆，那也一定是在有了更高级的替代品之后，也就是说，知识仍在被传播、文化也得以更好地传承。那又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们遗失的只是一个装金子的布口袋而不是金子本身。以人为本来看待，受众依然可以得到想要的信息；作为内容提供者——图书出版人损失的也只是一个具体的工种名词，但是职业技能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啊，这个时候他们也许已经摇身一变而成为“电子出版人”，继续从事着文化传播的高尚事业。

　　——编者

　　“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阅读（图书）率呈下降态势。以识字者总体样本为基数计算，2003年我国识字者阅读率为51.7%，比2001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比1999年下降了8.7个百分点。

　　一石激起千层浪，阅读率下降引起了各界人士的诸多评论，担忧者有之，思考者有之，斥责者有之，宽谅者也不乏其人。阅读率下降到底意味着什么？又会给出版界带来什么？结合社会现实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更接近真实的答案。

　　阅读率下降是中性概念

　　出版科学研究所对此次调查采集的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媒体的多元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是国民阅读率下降的“罪魁祸首”。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对传统阅读造成了巨大冲击：它拓宽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占用了人们有限的阅读时间，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并不可遏止地分流了一部分现有读者甚至包括潜在读者。很明显新兴媒体将会进一步发展壮大，许多业内人士认为，阅读率也将进一步走低，媒体多元化对阅读的影响还远未达到峰值。

　　生活节奏的加快对阅读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它无情压缩、分割消解了人们的闲暇时间，那种捧一本书从头到尾细细欣赏的阅读日渐难觅踪影；它要求人们在更少的时间里获取更多的信息，迫使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信息量更集中的媒体；它增强了人们的疲劳感，使人们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更多渴望得到放松和休闲。

　　“国民阅读率下降是中性概念。”北京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评价说。“国民阅读率下降有新兴媒体对传统阅读替代的原因，也有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生活方式改变的原因，但归根结底都是社会发展的原因。可以说，阅读率下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如此，美国被称为一个电视的国家，而不是图书的国家。”

　　对沈望舒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辽宁出版集团春风文艺出版社社长韩忠良都表示赞同。周蔚华认为：“对国民阅读率下降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单单阅读率下降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阅读率只是一方面，阅读什么样的内容才是问题的关键。”韩忠良则强调说，“国民阅读率下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媒体接触率上升不该忽略

　　在关注阅读率下降之时，很多人忽略了上述调查的另一项结论，那就是我国国民对各类媒体的平均接触率比两年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国民对报纸的接触率提高了8.8个百分点；对VCD（DVD）的接触率提高了6.8个百分点；上网更是提高了10.5个百分点。

　　所有的媒体都是信息的载体，结合上述两组调查数据分析可知，国民对信息的渴求度并非全面下降，而是对不同的载体形式依赖程度有了区别。

　　科技的发展带来了需求的变化，多元媒体拓展了人们选择的范围，从书本到其他媒体，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替代关系，它并不意味着人们放弃了信息，相反，正是因为需要获取并即时处理更大量的信息，人们才选择了其他媒体。可以说，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信息包围着，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能有那么多渠道了解信息。

　　出版业前景不悲观

　　但是勿庸置疑，传统意义的阅读率——即读书率的下降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引起了人们对以图书为主要生产产品的出版行业的关注和猜测，有人惊呼：国民阅读率下降，图书市场日益萎缩，出版社的冬天即将到来！这个声音使一些出版人在2004年的暖冬里忍不住裹紧大衣。

　　《参考消息》2004年3月26日的一则资料似乎在佐证上述观点：日本的国民阅读率也有较大滑坡：在日本，全国约1.3亿人口的识字率几乎是100%，但大多数日本人却说自己太忙，无暇读书。2003年2月日本《读卖新闻》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48%的人承认自己在过去一年中没有读过一本书，其中半数的人表示自己太忙，18%的人说有趣的书太少。泰国5530万人口的识字率达91%，但只有61%的人有阅读习惯，其中2/3的人只读报纸，不读书。

　　其实，形势远没有那么严酷。

　　沈望舒称，尽管国民阅读率呈下降趋势，但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出版作为历史最悠久、产业链最完整的产业之一，是整个文化产业的基础，尽管影视、动漫、游戏都一股脑儿冒了出来，但图书仍然是最大的已有知识和文化的载体，它的基础性地位不会改变。

　　我们还可以从图书本身独具的优点来分析：图书比电脑体积小，便于携带和阅读；阅读图书不需要借助任何辅助设备，这一点要比电子阅读器优越；图书没有电视、电台节目“过时不候”的局限性，随时随地想看就看，可先看结尾，也可顺次读……这些无法替代的优势与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容量相互支撑，悲观地看待出版业的未来是狭隘的。

　　哪类图书受欢迎

　　那么，什么样的图书受读者和市场欢迎呢？调查显示，与阅读率下降相反的是，国民的功利性阅读明显增强。功利性阅读是指因为工作需要或仅仅为了应付考试而读书，其比率由2001年的12.5%跃为2003年的20.3%，两年增长了近8个百分点。

　　从人们“购书倾向与偏好”变化中也可以看出功利性阅读增强的趋势。在对“喜欢读的图书种类”的调查中，“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异军突起，从1999年的第十位，2001年的第八位，跃居为2003年的第一位，而一直排在前两位的文学类和综合性图书退居第二、第三位。从2004年读者购书意向上看，打算购买“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的读者比例仍排在首位，打算购买文学类图书的读者排在第二位，打算购买综合性图书的读者排在第三位。

　　客观看待功利性阅读

　　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功利性阅读增强是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

　　首先是升学的压力。升学的巨大压力直接造就了中小学生阅读的功利性。重点中学、名牌大学，几乎是所有家长给孩子预定的目标。虽说高校一直在扩招，但不同档次的学校毕业的学生，获得的社会认可度依然存在巨大差异。需求拉动生产，升学压力也造就了中小学教材教辅巨大的市场空间和丰厚的利润，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强大的就业压力。我国十几亿人口的绝对数字，本来就形成了庞大拥挤的劳动力供给市场，就业形势一直不容乐观。科技的发展又使许多行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并提高了行业门槛，要求持证上岗，凭证定级。为了赢得一份工作，或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乃至晋级升迁，人们不得不猛啃书本，快速充电，努力以最快的速度掌握和提高工作所需要的技能，获取行业“上岗证”。

　　韩忠良分析说，功利性阅读增强不是一件坏事，它虽然暴露了人们行为的短视，但也表明人们愈加务实。毕竟，功利性阅读也是一种阅读，虽然这种阅读为的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人们同样能够通过这种阅读掌握一定的知识，而且是非常有用的知识。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张瑞却认为，功利性阅读增强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功利性阅读增强与知识经济的内在要求是背道而驰的，知识经济需要的是具有多学科知识背景、综合能力较强的人才，需要人们博览群书，多多涉猎。过分注重阅读的功利性，会使人们的知识结构明显残缺，不利于自身的全面发展。”

　　出版科学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徐升国对人们功利性阅读心态进行了剖析，他认为这与社会大背景密切关联：“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都涌动着一种浮躁情绪——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这使人们普遍形成一种求快的心态。再加上生活节奏加快，使人们无法再像过去一样用一种平静的心态来将读书进行到底，无法再将读书作为一种人生享受，作为开启心灵智慧之门的钥匙。人们开始把读书当成了敲门砖，渴望在书中找到一个一夜之间就能开启财富、权势、地位之门的阿里巴巴咒语。”

　　功利性阅读不是新东西，可以说自古就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足可见古人读书的功利性，但古人读的主要是经史子集，谈的大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现在，一些迎合现代人浮躁心理需求的功利性读物，其导向性却令人担忧，比如某些“办公室哲学”之类的新“厚黑学”图书，大多教人如何做到世故圆滑、八面玲珑，从而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春风得意。更有甚者，尽授卑鄙之策，直接攻击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其危害不容小觑。

　　呼唤“深阅读”

　　国民功利性阅读增强在引发种种争论的同时，也使人们忍不住思索：文明的传承和文化的传播到底需要怎样的阅读？既然阅读具有时代性，那我们现在的时代需要怎样的阅读？

　　博库书城副总经理徐冲认为，书作为知识最重要的载体，其教化功能亘古至今。在信息泛滥、文化快餐、文化垃圾随处可见的今天，“深阅读”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深阅读”能培养人们的思考能力、逻辑能力和感悟能力，能让人们更深刻地领悟知识，汲取营养。此外，“深阅读”还有助于增进社会的文明程度、增进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创作力。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营销部经理李莉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李莉指出，国民“深阅读”的匮乏，除了读者的原因外，出版社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在经济利益面前，许多出版社选择放弃出版有文化品位的图书或有厚重感的学术著作，抛弃了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而依然坚持出版这类图书的，也总是力求全面深刻，又使之过于晦涩难懂，这毫无疑问会打击读者的阅读热情，致使读者的阅读过程被迫终止。李莉认为，出版社应该根据不同的阅读人群，出版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精品图书，使读者有机会由浅入深地进行阅读。“社会需要‘深阅读’，很多读者也渴望‘深阅读’，出版社应该准确了解社会和读者的需求，建立起阅读主体和阅读客体良好的沟通桥梁。”

　　把书做“宽”做“深”

　　如何应对读书率下降的现实？出版社应该在两方面下功夫。

　　一是拓宽思路。出版社应尽可能详细地调查读者的阅读需求，分析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走势，及时推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不是减退而是多元，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对信息载体的要求上，同时也表现在对信息内容的要求上。为此出版社也应当尽可能拓展图书选题范围，以适应读者需求的变化。而在渠道问题上，出版社需要增强产品覆盖率，拓展服务半径。沈望舒还提供了一条思路，他说：“一般说来，一个经济增长势头迅猛的国家和地区，其文化也会成为相对强势的文化。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也与日俱增。中国文化应该借经济快艇走出去，出版社理应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供应商和服务商。”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这不仅会拓宽出版社生存发展空间，还会促进出版社的成熟。

　　二是充分发挥图书载体不可被替代的优势，在深度上做文章。出版社应全面提升出版物的质量，特别是图书的内在文化含量，粗制滥造的产品没有多强的生命力，有内涵有文化价值的图书，才能成为不可替代的经典传世并最终赢得市场。“有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图书绝不是一些垃圾或快餐，而是真正的文化产品。”沈望舒如是说。

　　信息和知识毕竟是两个概念，作为知识载体，书的优势目前尚无法超越，这正是许多有志之士呼吁人们多读书的原因所在，也是文化传承的内在需要。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