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孩子们

　　所谓“80后”，简单说来就是指一批出生于80年代、正在尝试写作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最年轻的力量。“80后”现在在写作领域里崭露头角的，约有百十人，经常从事写作的大约有千余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网站“苹果树中文原创网”，签约作者近两万人。这样庞大的一个写作群体，总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这如果说不是一种冷漠，至少也是一种失职。他们的市场占有率之大和读者受众群体之多，也是相当可观。北京的开卷图书研究所近两年的图书市场的调查表明，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占有整个文学图书市场

份额的10%，而现代和当代的作家作品合起来，也就占有10%。这就是说，在当下的图书市场上，他们和所有他们的前辈们是平分秋色的。对于受众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的写作现象，我们怎么能够熟视无睹，不予关注？

　　的确，近几年来，“80后”写作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现象。表面上看来，“80后”写作率先走上了市场而没有走向文坛。“80后”的文学追求似乎被它的商业运作掩盖了。面对“80后”，也许外界更需要对他们做文学上的发现，帮助他们面对当前各种复杂的形势，为他们提供更为宽松和健康的成长环境。

　　评论家：自由开放的写作姿态

　　“80后”的小作家们，大多数尚是在校学生。对此，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教授、作家会别有一番感受吧？

　　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认为，近来不少人对“80后”的写作颇多微词，媒体老爱做他们的文章，这十分没有必要。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少年热爱写作且能写出这么多这么好的文章，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但他承认，自己对他们的写作也有过微词，集中到一点上就是“秋意”太重。曹文轩很怀疑他们这番浓重的“秋意”、“敌意”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少年是人生的春季，在这样的季节就应当有梦想、有热情、有纯真的情感与向上的思想。今日少年爱言苦，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其实，痛苦不是今天的少年才有的，在注意到他们痛苦的时候，社会更应该强调对痛苦的态度与认识。他说：“过早的走进人生的秋季，是伤害一个人的写作才华的。”

　　“80后”的孩子们由原先的被写者、被表达者，非常能动地、也非常生动地一下子变成了自我表达者，这个总体现象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梁晓声说：“我个人觉得文学是一种和市场化不同的精神的现象，我曾把‘80后’写作看成是出版现象，但现在再仅仅说它是出版现象是不够客观的，必须把它当成文学现象来看待，或者至少应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80后’的问题首先不在于这些孩子怎么样，关键在于我们的出版社和我们的传媒如何发现他们，看待他们。”

　　人大教授程光炜指出，现在的文坛基本上是被五六十年代的人控制着，他们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我们应对“80后”作家表现得略为宽容一点。“80后”并不是都是仇视社会的，而且也是多元的，他们的写作中更多的是关注自己，把叙述者和叙述对象重叠在一起；这一代人一开始就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有一种残酷性，把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残酷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80后”的情形相当纷纭，谁都难以代表谁，谁都不愿让别人去代表。已成名的相互不能代表，已成名的更不能代表那些还在默默奋斗的和尚未成名的。现在围绕在“80后”写手周围的，主要是一些出版社，而一般的出版社都是在寻找明星和制造商机，而不是在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我们的文学期刊与杂志要走近“80后”，介入他们的写作，尤其是要发现和培养那些认认真真从短篇写起的文学写作者，既使那些踏踏实实又默默无闻的新人有破土而出的机会，也要让“80后”写作群体看到，写作的出路不只有走市场化的图书出版一条途径。评论家白烨认为，“80后”所面临的一个共同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生活和写作于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和媒体化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警惕市场化的左右和时尚化的影响，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让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相对纯净的天地里徜徉，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当然，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有的人愿意在顺应商业写作中早收名利，也无可厚非；但如果相当多的人都去迁就商业化的取向，那无疑既是一种悲哀，又是一种放弃。这个问题不只是“80后”的问题，也是我们文坛的问题，我们社会的问题，我们时代的问题。其实，我们有关“80后”的话，也不只是说给“80后”的，也是说给我们自己的，说给我们的社会的。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匡汉总结了“80后”一代明显的特点：对于说教持反叛姿态、对于多元价值的向往、对生存状态采取比较坦率真诚的姿态、对节奏和语感有一种迷恋、对个性文字的张扬。但“80后”总有些匮乏，第一，生命经验的匮乏；第二，思想资源的匮乏；第三，语言上仍然有欠缺。

　　谭五昌博士指出：“80后”概念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文学史的概念，只是一个80年代出生的一个很松散的写作者集体的命名。“80后”写作的艺术特点，一是真实性；二是一种自由开放的写作姿态；三是美学趣味上的时尚化和平面化幽默的风格；四是文学语言上模式化。

　　评论家陈福民说：“80后”的作者们普遍存在一个“着陆”的问题，没有“着陆”就没有使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外界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市场是无情的，低龄化写作并不必然产生好作品，但是也不必然产生垃圾。比如在《我们，我们》“80后”文选当中，在个性化的，花样百出的形式之后听到的只是一个声音，是一个相对来说单调的声音，就是经验基本都是彼此重复的，而且那些经验基本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这些要引起他们的注意。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路文彬指出：“80后”写作在整体上还缺乏历史感，不具备现实生活的厚度；他们更多的是在依靠想象力写作，但这种想象力由于脱离了现实，往往陷于犹如精神病患者的臆想式呓语，而且缺乏节制；但也正是这种想象，可以促使我们认真审视此刻虚拟的现实生活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和不幸。“80后”的作者们必须超越自我，因为艺术必须创新，作者不能重复自己和重复别人。

　　“80后”：写作仅仅是表达自我的方式

　　然而，作品被关注的是已经成为市场宠儿的小部分“80后”作者，认为更多的“80后”创作是不被了解的。在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80后”作家拒绝承认自己是作家，也许他们认为作家承担的太多了，而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表达是他们真正的写作根源。

　　“80后”作者胡杨认为，他更喜欢思考文学中的一些问题，在他们的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痛苦，他们要体验这种痛苦，苦中作乐，写作是他们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只是一种表达，对自己对社会的表达。杨哲则认为自己不代表“80后”这一代人，他只是代表他自己；文学是一种神圣的事业，是重大事业的基础，从当今影视的角度出发，我们要尊重大众文化，承认大众文化，描写普通人，描写日常生活的细节。彭杨说：“我们面临的文学环境的丰富，文学信息的多样性，为‘80后’写作提供了一个平台；不能以个体的写作代表一个群体的写作，写作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方式，是介入生命的一种方式，我们应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并在文学领域中发扬这种传统。”

　　刚刚完成《一个人的北京》的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学生徐超对“80后”有着清醒的认识：“80后”是失去理想的一代人，我们的写作更多的是源于对于高考或出名的梦想而非对文学的崇敬，“80后”这一代人存在很多缺陷，一是狂妄，二是过于边缘，三是太关注自我，四是不团结，五是模式化。

　　余晓东的表述直截了当：“我想纠正对‘80后’认识的一个误差，郭敬明等代表的是媒体和出版社的选择，文学的主流代表大众的观念、大众的选择，文学描写底层将是更多数的‘80后’的写作状态。文学与市场并不矛盾，市场会有意无意地淡化文学中的某些因素，对于市场我们应当面对而不能逃避，‘80后’要走出当前的尴尬境地，我们这批人中应当出现自己的评论家，应该有自己的创作园地和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