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树起反兴奋剂斗争里程碑
本报记者 孙继斌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用这句话来评价猴年的中国体育也许不算恰当，但用喜忧参半来形容就准确得多了。体育健儿在雅典奥运会上披荆斩棘，历史性地取得金牌第二的佳
绩，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了很好的铺垫，为国人争足了脸面，自然大喜特喜，但是，作为影响最大的体育项目，中国的足球却颜面尽失，男足不仅无缘奥运会，而且也无缘世界杯亚洲区的八强赛，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女足，在奥运会小组赛上也以历史性的大比分输给德国从而挡在八强之外。不仅如此，足球圈内也是麻烦事儿不断，先是足协和足球管理体制成为众矢之的，接着，足球的假、丑、恶和黄、赌、毒屡被曝光，后来又出现接连的兴奋剂事件。
刘建生在2004年9月26日辽宁中誉队主场与大连实德队的比赛结束之后的A瓶尿样呈阳性。稍晚时间，又传出爆炸性消息：刘建生A瓶尿样中的违禁成分为甲基苯丙胺，这是神经性麻醉药物冰毒的主要成分。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自10月12日公布兴奋剂检查14例阳性后，接着又公布了刘建生兴奋剂检查阳性，而且公布了违禁药物为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冰毒)。此事未了，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21日又公布消息，沈阳金德足球俱乐部运动员张可在10月16日的赛内兴奋剂检查中，A瓶尿样呈庚胺醇阳性。当然，兴奋剂事件不仅只涉足球。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23日消息，北京自行车运动员梁传亮在2004年11月18日的赛外兴奋剂检查中，A瓶尿样呈甲睾酮阳性。
上述新闻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兴奋剂这个毒瘤，不仅在世界体坛屡屡出现，在中国足坛以身试法的人也有之。二是中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上决不纵容，不仅加大了检查和处罚力度，而且加大了反兴奋剂的透明度。
“2004年，是中国反兴奋剂斗争里程碑的一年。”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官员是如此评价的。三件大事足以说明：1月13日，国务院颁布了《反兴奋剂条例》；8月举行的雅典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无一例兴奋剂检查阳性；临近年底又传来消息，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通过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认证，连续15年考试合格。
国务院颁布的《反兴奋剂条例》，从法规的角度表明中国向兴奋剂宣战。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商务部、卫生部、海关总署、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联合发出《2004年兴奋剂目录公告》。这些举措标志着中国反兴奋剂斗争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道路，并与国际接轨。据了解，目前世界上只有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少数国家政府出台了有关反兴奋剂的法规和条例。2002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成立，2003年3月在哥本哈根举行了世界反兴奋剂大会，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签署了《哥本哈根宣言》，有近两百个国家或地区的奥委会组织在《反兴奋剂条例》上签字。2003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反兴奋剂公约”的议案。
兴奋剂被称为竞技体育中的恶性肿瘤，多年来困扰着国际体坛，屡禁不止。兴奋剂于上个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游泳、田径、举重、自行车等运动员都曾在国际赛事中被查出服用违禁药物而受到处罚。其中，教训最为深刻的两起案例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11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呈阳性，违禁药物为“双氢睾酮”；1998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前，中国一名游泳运动员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被海关查获携带违禁药物生长激素(HGH)。中国运动员的兴奋剂丑闻引起轩然大波，造成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严重损害了中国体育的形象。
但是，在竞技体育中反对使用兴奋剂，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是明确和坚决的。早在1989年，国家体育总局就提出反兴奋剂“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三严方针，此后10多年来制订了30多个本行业的法规性文件，同时不断加大检查力度，近几年每年兴奋剂检测都在4000例以上，阳性率下降到0.4%左右，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2％至1.3%)。自1998年以后的综合性国际大赛上，中国运动员还没有发生一例兴奋剂阳性。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一举夺得28枚金牌，运动成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奥运会期间117人接受兴奋剂检查，没有发生一例阳性。四年后的雅典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又一次经受了考验，取得历史性突破成绩———32枚金牌，奥运会期间有152人接受兴奋剂检查，再次无一例阳性。可以说，中国反兴奋剂斗争成绩显著，在世界体坛树立了良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