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杭州政府目标修改案遭人大否决

　　年初制定工作目标是我国各级政府的惯例，但是如果完不成目标，政府该怎么办？杭州市政府日前就一项已经注定无法完成的工作目标，向人大提出申请，希望人大允许政府更改年初的目标。这个在国内尚无先例的请求最终被人大以“年末修改指数意义不大”为由予以拒绝。

　　政府请求修改物价涨幅目标

　　2004年12月14日，杭州市人大第十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一项特殊的内容：审议不久前由杭州市政府提交的调整2004年物价涨幅的议案。这份名为“杭政（2004）123号函件”的议案，是代理杭州市长仅6个月的孙忠焕在该市物价局的一份建议的基础上签署的。

　　在这份特殊的议案中，杭州市政府以2004年全国粮价上涨、能源原材料短缺、电力、医疗政策性调整等5项理由，来说明“完成年初确定的价格调控目标难度极大”。除此之外，杭州市政府认为引起市场物价变动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比如“第三季度我市受到高温及台风气候影响”等。综合上述种种原因，杭州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修改年初制定的物价涨幅指数，由年初承诺的2％改为3％的请求。

　　2004年年初召开的杭州“两会”上，当时杭州市政府向市民做出承诺：今年的物价涨幅指数（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指数，下同）将被控制在“2％以内”。

　　这份特殊的议案，首先得到了人大常委们的肯定，常委们认为这体现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和务实。但是，最终常委会却接受了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的书面意见，即“不调整原定目标为宜”。

　　人大否决政府修改年初工作目标的议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此举开了国内人大工作的先河，立即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2004年年初，部分人大代表在审议市政府工作报告（草案）时，对报告中提及的“全年物价涨幅指数2％”的目标有异议。有的代表认为政府在制定这项指数时“应该更加灵活、可操作”、“2％的目标太死”。但是这些代表的建议没有被政府采纳。在杭州“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把2004年杭州全年的物价涨幅指数目标定在了2％以内。

　　但很快，杭州市物价部门就发现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大约在2004年7月份的时候，杭州市物价局向市政府提出，应该调整年初制定的物价涨幅指数，原因是“难度太大，既定目标基本无法实现”。

　　2004年3月，首次接到物价局关于物价涨幅指数的情况汇报后，杭州市政府并没有立即向人大提出修改指数的申请，而是采取措施对物价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干预。2004年4月初，杭州市政府首先提高了对物价涨幅敏感人群的各项指标。例如，对低保户人群，市政府采用了粮油翻倍的实物补贴方法；对离退休职工的退休工资，市政府则破例上调了25元钱。

　　2004年6月份，再次收到物价局关于指数涨幅情况汇报后，杭州市政府又一次“硬起手腕”做出了最大努力：离退休职工的工资在上调25元的基础上再次上调15元钱；单人低保户的标准也由原来的每人每月300元提高到320元，双人低保户的标准也由原来的285元提高到300元。除此之外，杭州市还进一步加大了对市场价格的监管力度，特别是加强了对粮食市场流通中的监管。

　　尽管市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杭州市的物价涨幅指数仍然高出了2004年年初的既定目标。

　　12月17日上午，记者拨通了杭州市主管物价工作的政府副秘书长孙振洲的手机。他告诉记者：“我们意识到物价指数有问题后，及时向人大做了汇报，因为当初政府工作报告是人大通过的，我们必须通过他们进行调整。我们政府的工作是务实的，也是透明的，人大还是比较赞同我们的做法。”

　　杭州市物价局副局长吴槐庆说：“2004年3月份全国粮价上涨时，我们就感觉到了控制杭州市物价涨幅的巨大压力。我们立即向政府做了汇报，并提出了应对物价上涨的建议。6月份，半年经济形势报告出来后，物价局再一次向政府提出了调整物价涨幅指数的建议和应对方法。这些都得到了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尽了全力，我们问心无愧。”

　　关于人大的态度和人大对物价局的考核，吴槐庆显得很有信心：“物价涨幅目标是年初定的预计数字，应该说会受到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此外，2004年全国的经济形势都受到了国际原油价格和国内粮食供需矛盾的巨大影响。地方政府能够控制物价涨幅的余地很小，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也为市民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我想，只要了解全国的经济形势，把情况向市民讲清楚，是完全能够得到他们理解的。尽管年终考核时，我们的成绩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但说实话、报告真相的行为是对的，也是负责任的。我们对此问心无愧。”

　　人大否决的原因

　　2004年12月17日上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室宣传信息处处长李敏接受了记者采访，李敏详细解释了人大常委会行使否决权的原因。

　　2004年9月15日，市政府以杭政函（2004）123号的形式向人大提出议案，要求调整2004年价格调控目标。接到议案后，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立即展开调查。

　　但是“当时全年时间已经过半，前几天的常委会会议更是到了岁末，再来修改全年的物价涨幅指数还有什么意义？原本应该在年初做好的工作现在才来修改，难免会让人产生为了修改而修改的感觉。”李敏说：“很多人大常委和领导都觉得，到年终了才让人大来修改年初政府定下的目标，这是不是为了考核而修改？”

　　但是李敏告诉记者，尽管人大常委们有这种感觉，但大家对政府能向人大常委会如实汇报情况，并讲明调整的具体原因，而不是瞒报、弄虚作假的做法还是表示极大地赞赏，“这不但是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尊重，也是对全体杭州市市民的高度负责。”

　　人大常委会否定政府的议案意味着什么？是否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所影响？

　　对这几个“敏感”问题，李敏的回答很委婉：“首先，人大常委会通不过的东西说明其不完全符合民意，是有争议的；其次，有了钱之后怎么样管好钱，决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人大也应该做好监督工作。”

　　李敏说：“目前，杭州市人大已专门成立考核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机构，如果年初定的目标到年终没有实现，就要被扣分，扣了分的部门就有可能达不到市民心中的满意度。达不到百姓满意度，百姓就有行使自己权利的要求和声音。”

　　据了解，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从2004年年初开始，要求全市除安全局、保密局等不宜公开数字的个别部门外，其他101个政府职能部门，必须将年度预算交人大审议。杭州人大的这种做法打破了以往只有政府工作报告交人大审议，而具体职能部门的预算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的惯例。

　　据李敏介绍，为了保证监督到位，杭州市人大“专门组织了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大代表”，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对这些部门的预算进行有效的监督。“在杭州，没有一个政府职能部门的预算可以游离出去。”

　　声音　政府部门“制定数字”的灵活性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浙江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徐剑锋先生，就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否决政府议案的问题发表观点时，首先肯定了杭州市政府和杭州市物价局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做法，认为这是“尊重经济规律的做法，也是对现代经济关系理解透彻的表现”。

　　徐剑锋教授还从专业角度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所定的物价涨幅指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物价涨幅指数是一个很难在一年前就确定的数字，因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其中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所以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制定这个数字时不能太死板。更不能为了让市民看着高兴，就盲目地下结论。”

　　徐剑锋教授认为：“对物价涨幅指数的控制，地方政府实际能控制的很少，除了水、电、气、暖等公共事业费用外，他们几乎很难控制市场上的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而市场监管的弹性又很大，所以地方政府应该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徐剑锋教授最后说，人大常委会否定政府的议案，这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还极其少见。杭州市政府的务实行为应该受到社会的褒奖，因为这是当前许多政府部门所缺少的东西。但是，既然是“否定”了，就说明政府工作中是有缺憾和不足的，这样的“否定”是理性和正确的。“否定”的意义不单单在于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应该考虑人大监督的深层次问题。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依法行政和使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是政府更应该多考虑的事情，用行政手段插手经济事情的现象已经被市场所淘汰。人大监督就是要更好地使政府向这个方向迈进，“否定”政府也许就是在帮政府矫正方向。

　　来源：

　　中国商报　作者：朱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