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位北京读者的电话，说看了最近“青年话题”几篇关于东南亚海啸的评论，认同“人类共同的大悲大痛之下，我们应有世界公民意识”的观点，也在现实中加入到捐款者的行列———可她在当天的捐款中产生了不少困惑：捐款手续相当麻烦，要费不少劲儿；银行的捐款服务不到位，给人添堵；捐款信息不太透明，让人很不放心，所以她最终选择了把钱寄给凤凰慈善基金。她抱怨“内地缺乏慈善的氛围”。
这种抱怨并非个别，我在网上看到了不少网友的类似留言。有的网友说：我们献爱心只能通过汇款、转账的传统方式，又非要等到元月4日，而国外可以通过手机、通过网络捐款，随时都可以。有的说：前两天特意去某银行捐款，竟然被告之要等到4日假期结束才能办理汇款手续，真的让人很失望，救灾如救火啊！能不能特事特办稍微牺牲一下呢？
显然，这些抱怨是指向我们不成熟的慈善捐赠制度。
其实，我国缺少慈善捐赠的制度性环境是一直以来的事，只不过这次暴露得比较充分：全球化赈灾考验的是一个群体（以国家为单位）的慈善表现，分散的个人慈善最终要通过群体慈善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从个人慈善到群体慈善，是需要制度动员和文化凝聚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化赈灾更是从群体慈善的表现来考验一个国家的慈善动员制度。
这次人类灾难，考验的实际上并非个人的“世界公民意识”。斯密说得好：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引起的快慰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也就是说，同情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这么大的灾难，这么惨烈的后果，通过发达的信息传播迅速展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用不着考验，有着同情本能的人类自然会生出怜悯之情，并转化成慈善之心———这种以同情本能为基础的个人慈善，没有国别、种族、宗教、性别之分，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俄罗斯人都共享无差别的人类本能。
关键是，全球化赈灾是通过群体慈善而非个人慈善表现出来的。分散的个人慈善大多要通过群体慈善传递到灾区。一种社会学观点认为，必须在个人的社会道德行为与群体的社会道德行为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别，作为个体的人可以成为道德的人，他们天生的理性能力使他们具有正义感和人性关怀；而群体不完全受理性与良知的控制，缺乏自我超越的能力，他不像一个人那样自如地在人性的光辉下尽善尽美———我的理解是，要从道德的人转化为道德的群体，中间必须有着完善的制度动员和文化凝聚，成熟的制度能将道德的个人凝聚成道德的群体，而不成熟的制度则是一种障碍。
这种分析具体到此次东南亚海啸捐助中就是：面对大灾难，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生出慈善援助之心，这种人性反应是用不着考验的；但如何将这些分散的慈善之心凝聚成全球化赈灾中以国家为单位的群体慈善，对每个国家的慈善事业动员能力都是一个考验。
从北京那位热心读者的来电和网友留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世界公民意识”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如今我们整个国家都涌动着这种善意。但是，他们的善意能不能被激发出来，能不能方便地得到表达，能不能放心地表达，以及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全球化赈灾中一个国家的群体慈善，这些都遇到了考验。
可贵的是，中国的官方慈善部门和民间慈善组织已经意识到这些，这次赈灾动员中都在尽力从制度安排上对慈善事业作出改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值得世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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