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京杭大运河-等待拯救的运河文化

　　◎廖素冰

　　2004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除了几台电脑外，就是满屋的地方县志、市志和其他运河研究资料，将近30位博士硕士挤在这里，这是一个京杭大运河保护研究的全国智囊中心，由41岁的北大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牵头，他们做的京杭大运河生存状态调查，需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案上交国家文物局。和7月初费时一个月骑自行车

沿大运河做实地调查的辛劳相比，后期的资料分析同样苦不堪言。

　　这是对1700多公里大运河全程文化遗产、水利、生态的一次摸底调查，将给国家文物局制定大运河文物保护提供直接的政策参考依据。

　　断流的运河

　　虽然大运河大部分河段依然承载着水系滋养、运输的责任，但大运河很多河道狭窄难行或已干涸，“济宁以北已经废弃，”国家文物局考古处李培松处长说。

　　走完全程的课题组成员之一、博士朱强对沿途景观印象深刻:“河岸两边列入保护点的文物情况还算好，但许多保护级别低的文物点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几块烂石碑堆在那里，河道被填平，上面修了房子。农民大都忙于生活问题。”一些够不上文物级别的民居、龙王庙、古船坞等文化遗迹则处于自我存亡中。

　　运河部分区段因为断流、断航、河道治理改造等原因，正成为城市化和农田的蚕食对象，如聊城、临清、德州、沧州等地的运河近30多年来因淤塞、水源等问题，经过改造，运河故道便成为了城市建设或其他用地。

　　南水北调工程给大运河带来的一个隐忧是河道拓宽的后遗症。由于东线工程主要利用古运河故道整修后调水，部分河道涉及拓宽、开挖，可能会对运河及其两岸的文物与环境造成破坏。李培松总结了专家们的意见提出，在有重要文物点的地方绕开文物点，在旁边加建新河道，但这一方法没有得到最后论证。沿岸河道和文物都处于“改过待察，以观后效”的岌岌自危中。

　　有多少遗产可以遗失

　　对文物点的勘查是保护工作的第一步。

　　从大力开凿大运河的隋炀帝始，之后的历代帝王，尤其是乾隆多次下江南，一路留下了数不清的行宫、驿馆、码头碑塔，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大运河价值的重要部分。但时隔多年，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确凿数字表明留下了多少文物遗存。据《江南时报》采自江苏省水利厅的一份资料显示，今年文物保护部门对江苏段工程沿线的文物进行全面复查、补查，仅江苏沿线共发现文物点151处，其中还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分别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驿站——扬州的盂城驿、东临洪泽湖的“明代第一陵”——淮安的明祖陵。这151处文物的年代，从几十万年的远古到五六千年的新石器，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古迹。从朱强的调查材料看，仅扬州一地，沿运河分布的文物点已经不可计数，略略数来，盂城驿(我国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古代驿站遗址，国保)、文游台(建于北宋，原为东岳行宫，省保)、界首镇护国寺大殿(建于南宋)、普哈丁墓(建于南宋，阿拉伯人墓葬，清真寺等建筑)、天主教堂(建于清，天主教最早的活动场所之一，省保)、东关古渡(自唐代起成为扬州城市最繁华的渡口)、文峰塔(建于明代，鉴真和尚与此起航东渡日本)等等，作为盐商的重要活动地，还有为数众多的盐商宅邸、盐运使官衙等。

　　对文物点的统计也有过一些官方数据。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文化遗产)》，目前初步统计的文物点已达919处，但这个数字是及其保守的。由于地下文物的不可预见性，已知文物点不等于工程涉及的全部文物。三峡工程在开工之初所知的文物点仅有100多处，详细调查后批准立项的竟达到1087处。

　　俞教授的课题组在沿岸人群中做过一个运河认同感的调查问卷，虽然参与的百姓积极填写，并且还主动做向导，带课题组同学去找文物，但结果让人感伤——这些住在运河边上的人们，运河存在与否对他们已经不很重要了，他们与运河的关系在逐渐断裂，人与土地关系的疏离势必导致相关文化的丧失。

　　作为导师的俞教授把原因归结为城市化进程、运河本身功能的逐渐削弱和运河自身的存在状况，而以第三点最突出。他认为运河已不能提供美、休闲和生态的功能，在很多地方它就变成负担了，变成了排污沟，倒垃圾的场所，散发臭气。古闸埋在垃圾堆里，龙王庙倒塌了。从人群观念上，从物质上，运河都正在消失。

　　分段管理的制约

　　大运河的管理历来由各段水利部门分段管理，没有全线统筹。“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分割问题，各自为政，应该进行统一管理，经费虽重要但不是最大的问题。”俞孔坚如此认为。在他将要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提到:限于行政部门的条块管理模式，我国的遗产保护缺乏对文化景观资源的全面掌握和统筹安排。由于大运河尺度巨大，加之在行政上主要归航运和水利部门管理，在客观上限制了文化遗产研究的深入开展。难以形成从管理到保护利用的整体性思路。

　　借南水北调的契机，国家文物局专门组成了“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但由文物部门形成的调查报告要上交至水利部门，成为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一部分，需要耐心等待审批。“时间紧，留给文物部门的时间不够，有的地方已经开工，但我们递交的可研报告还没有批下来，所有的保护经费也就没有批下来。中间环节多，耗费时间很长。”李培松由此很是焦急，“对专题报告的审批按计划要在2005年第一季度完成，2006年所有的文物保护工作必须结束，目前都在等，前期的调查工作都在垫钱做”。扬州市文物局的樊处长给记者算了一下时间——国家级文保单位，从图纸、调查、出方案、报批上级，整个程序下来最快也得3年，县市级的快一点也得一年，“我们地方文物部门先做调查，然后省里下来复查，出了规划上交文物局，再由文物局交到水利局”。

　　从国家文物局看到，地方上交上来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省文物调查报告》是今年工作的一个重点成果，李培松说，目前已有江苏、山东两省的报告，其他各省也马上交来。也就是说，为水利部门提供参考的、列入东线工程整体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文物前期勘探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奇怪的是，记者电话采访扬州市文物局的樊处长，樊处长告知目前还没有启动大运河文物的勘查，只做日常指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遗产廊道的理想

　　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俞孔坚提出一个保护概念:遗产廊道。哈佛归来的俞孔坚质疑国内仅有的三个层次上的文物保护，即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他认为对独特的线路型文化遗产缺乏考虑，使大运河作为1700公里整体的保护处于空白。所谓遗产廊道，是从保护单体文物发展到保护含独特文化资源的线形景观，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是能够把各个遗产点串连起来的线形廊道，即大运河不仅是一个个散落在它沿线上的会馆、清真寺、船闸，还包括大运河本身及两岸的民俗文化，“我们以前的保护方式只是保护了一个文物，没有保护一种想法、概念和文化传播的途径，人类活动是连续的，沿着路径、河流、铁路进行的，遗产廊道可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样情况的还有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剑门蜀道等。国家文物局已将长城作为整体文物保护单位上报呼应了俞孔坚的这种整体保护思维。俞孔坚把遗产廊道纳入其建设生态基础设施的理念之中，力图把大运河建成有水、林带、自行车道、解说系统和明确边界的游憩廊道，给人提供休闲、教育。他的理想是让大运河回到它的完全价值里，不仅是遗产，更是能和人友好共存的生存环境，重新获得人们的认同，其理念带有经济和生态意义。

　　然而对俞孔坚的理念，李培松却认为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想法，在目前情况下，只能保证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得到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还顾不上。作为最高级别的文物保护机构，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的顾司长非常有信心，“运河问题多，但东线工程不会给运河带来灭顶之灾，有的说法是矫枉过正了，工程与文物发生冲突时，文物优先”。刚从国外开完遗产会议回来的顾司长表示，国家文物局将要把大运河作为一个整体列入申请世界遗产的预备清单里。他和俞孔坚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即保护大运河永远不嫌为时已晚，只要开始就会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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