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边界谈判50年(2)

　　“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这么吵下去嘛！”

　　边界问题并非只是简单的领土得失，往往要结合宏观的国家间关系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看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边界问题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它最终表现为一个政治问题。边界问题的激化往往能凸现国家关系的恶化；相应地，其解决不但要依靠国家关系的改

善，更需要各方的妥协。

　　1970年代末，中国国内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外交也同时面临新的契机。邓小平1982年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提到周边安全对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重要性，他说：“一打仗，(改革开放)这个计划就要吹了。”尽快解决边界问题成为中国发展一个客观的需要。

　　1981年12月，中印两国重新恢复边界谈判。不过，中印边界问题真正出现曙光还是在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之后。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中印双方领导人决定“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最终解决边界争端。两国随即任命“特别代表”，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11月的一年中，连续举行了四轮会晤。单从会晤的密集程度上，我们就不难理解印度外交秘书西巴尔话中的意味：“(中印两国)正着眼于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解决边界问题。”

　　瓦杰帕伊1979年以外长身份访华时就曾提议任命“特别代表”解决边界问题。他这一提议在24年之后终于成为了现实。更为巧合的是，印度第一位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米什拉在中印关系最冰冷的1970年恰恰是驻华临时代办。那一年，毛泽东主席对他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这样吵下去嘛。”

　　如今的中印边界仍然在谈判之中。不过，去年8月15日印度国庆和10月1日中国国庆，远在青藏高原雪线上的中印边防哨所互访，互祝国庆快乐。从枪来炮往到紧张对峙再到友好互访，坚冰显然正在消融。

　　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冻始于稍后的1986年。早已抛弃意识形态成见的两国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理性态度将中苏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邓小平重申了周恩来总理20年前确定的谈判方针：“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现有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中苏边界谈判，在中断10年之后于1987年再次恢复。仅仅两年半时间，中苏就达成东段边界走向的协议。相比从前，这个速度可谓惊人。

　　苏联最终没能同中国就西段边界达成最后协议。不过，在苏联解体后，继承前苏联西北边界遗产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四国依然延续了同中国友好协商的势头。在中国与这四国军事互信机制蔚然成型，经贸合作不断增强的情形下，边界协议也水到渠成。到1999年8月，除中塔两国在帕米尔地区尚有小部分存在争议外，中国西北边界也全部划定。

　　去年10月14日，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解决了中俄边界上最后的悬疑——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自此，中俄边界全部划定。

　　相比较而言，中越边界谈判直到1993年8月才得以重开。在人类进入千禧年的倒数第二天，中越双方完成了16轮谈判，最终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在所有双方有争议的227平方公里土地中，113平方公里划归越南，114平方公里划归中国。2001年12月27日，中越陆地边界的第一块界碑在越南芒街立下。总共1533对界碑目前已经树立了一半以上。

　　曾有人把中越1350公里陆地边界比作是一条“巨大的等待缝合的伤口”。其实中印、中苏(俄)边界又何尝不是呢？如今，这几道巨大的伤口终于快被缝合了。

　　陆地边界“收官”，海洋边界“序盘”

　　截至目前，中国的陆地边界除了中印、中不、中塔边界各存一段争议区，中朝之间尚存几个小岛的争议之外，陆地边界已大体确定。

　　与此同时，海洋边界问题也被纳入中国视野。中国海洋边界同1949年时陆地边界的情况类似，隔海相望的8个国家几乎都与中国在海界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在南海一些岛屿及专属经济区上向中国提出主权要求；而中日关于钓鱼岛归属、中日朝韩关于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也存在争议。在中国自己测定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中，与邻国存在争议的面积大约有150万平方公里。

　　更重要的是，与绝大部分的陆地边界问题都是双边问题不同，中国面临的海洋边界问题增加了一层多边外交的背景，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解决的复杂性。

　　2000年12月25日，中越两国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越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协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中越两国在北部湾海域的专属经济区的分界线，。这条“S”形分界线成为中国第一条海上边界，从而拉开了中国与邻国海上边界谈判的序幕。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份协定只对海域加以划分，并没有涉及相关岛屿的主权归属。传统上，在中国与邻国的海洋边界纷争中，岛屿的主权归属往往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纠结在一起，使海洋划界问题更加复杂。而这份协议将岛屿置于海界划分的“零效力”地位。

　　虽然南海争端一时半会还难以解决，但至少中国与东盟在2002年达成了《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初步确立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营造了相对缓和的气氛。相比于南海，中日关于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的谈判则异常艰难。在当前情势下，惟一可以确定的是，要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尤其是要达成一个双方民众都能接受的协议，双方政府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50年来，中国经历了两次陆地边界的划界高潮，也经受了整整30年的边界军事冲突的洗炼。事实证明，灵活务实的、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才真正能够解决边界的纷争，基于现实的、双赢的边界协定才能最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利益。 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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