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汪辜会谈
口述 石齐平 整理 本报见习记者 朱红军
编者按 石齐平是前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1991年至1996年期间负责协助辜振甫工作，与其有了很多工作和私人交往。在辜振甫辞世之际，他接受本报专访，回忆了他所熟悉的那个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
汪辜会谈是一次历史性会晤，而借用两位老人共同爱好的京剧语言，这其实更像一场精彩纷呈的戏轴，其间曲折、精彩将来写进史书，也应该描摹成一出惊心动魄的戏本。
汪辜会谈我是全程参与者。会谈之所以选择在新加坡召开，全因当时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从中牵线搭台，对于初显缓和的两岸来说，确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免去了主客的分别。1993年4月到达新加坡之前，台湾方面一再强调要在排场上不输大陆。这种对于“平等”的敏感在整个会谈的活动的细节上几乎处处体现。在最后协议的签字会上，汪、辜二老首签后起身握手，按照惯例，只需交换文件夹再次互签即可，但握手之后，两位老先生又互调位置落座后方才再次签字，为什么？因为按照中国古代传统，坐席以右为尊，这样的调换可以达到两方平衡，后来的宴会座位设置也都安排了调换的程序。因为两岸汉字各用繁简，协议书做了两套，而协议书上，落款都只有“日”，而无“年”，也是基于对两岸纪年方式差异的尊重。
协议签好后，原本下午即回台湾，但随行的工作人员都想顺道游览新加坡，我便在宴会的间隙征求辜先生的意见，他爽快地答应将行程延后一天，遂了大家的心愿。
大家都在说，汪辜时代随着辜先生的去世而结束了，但这是形式上的句点，实质的句点早在4年前汪老再次访台未能成行时就已经画上。会谈后的十年，两岸局势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个中国”的原则(即九二共识)被台湾当局抛至脑后，汪辜时代俨然已成广陵绝响。
辜先生在台湾是个“异数”，他出身世家，接受的却是日式教育，早年也到日本留学，但他身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痴迷却是少人能比；汪先生也算是“异数”，出身民国，身处政治中心，却处处体现出传统知识分子的古典气质。两位原本素昧平生的老人，在历史舞台上以古稀之龄粉墨登场，合唱了一出关乎海峡大局的精彩戏轴。
会谈之后的岁月里，两位先生见面不易，但友谊仍在，晚年不时托朋友辗转赠送礼物以相酬答。我听说一个未经考证的故事，有一次，汪先生送的礼物是竹筒，盛筷子所用，旁人不得其解，而辜先生一目了然，“筷筒”原是“快统”之义。辜先生也回赠了一竹筒，装笔所用，“笔筒”意取“必统”之谐音。如果此典故当真，这种中国士大夫般优雅的身段和风格，简直堪比李孟酬答。
辜先生生活品位高雅，非一般富人能比，台湾的时尚杂志常常会评选着装最有品位的人士，他总是榜上有名。其实并不是说他的衣服多么精贵，而是气质使然。他常年西服不离身，即便生病后去医院洗肾，也是西装革履，只在真正检查的时候才换成睡袍，检查完毕，旋即换回。有时也穿中式长袍，但次数不多。
在海基会六年，因为汇报工作的需要，有时也去先生在台泥(台湾水泥集团的简称)的寓所，才发现他对于古董的赏鉴也相当了得。品鉴古董，不光花钱，更要投入很大的功夫。先生的家里，古典家具配上古董，书香四溢，先生对于什么古董配什么家具，放置在什么位置，均有特殊的要求，变动不得。这种古典气息甚至在当时的海基会会所都有体现，会所大厅中央就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案几，“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九字宗旨被做成显著的标志挂在案几之上的墙上，还被贴在喝水的纸杯上，他显然对这个宗旨很是赞赏。
辜先生对于京剧的喜好是众所皆知的，几乎到了痴迷的状态。晚年身体不好，他曾调侃着说，自己全身的器官都有问题，为什么精神还不错，多亏京剧吊嗓之功。在海基会开会的时候，他的中气似乎并不足，声音很小，麦克风往往要凑得很近，有时外围的记者还抱怨听不见，即便这样，先生依然不改其好，时常哼唱京剧自娱自乐，居然唱得也中规中矩，字正腔圆。后来听说他还花钱开了一家小型的京剧剧院，基本不对外营业，专供票友聚会和大陆京剧演员访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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