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83名工人状告市总工会称其不履行法定职责

　　“工会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周立太坐在办公桌后宽大的皮椅里身体前倾，瞪圆双眼，看上去怒气冲冲。1月4日，他在重庆的办公室里，对记者高声发问。

　　这是周立太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2005年一开始，他就“旧事重提”，把这个问题又抛了出来。与以往不同，这次提问的形式更激烈：由他代理的83名工人把重庆市总工会告到了法院。

　　事件的“导火索”发生在上个月，周立太代理了83名工人因经济补偿、社会保险等待遇问题而与原用人单位——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长安公司)的劳动纠纷。诉讼一开始就“卡了壳”，重庆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先收83名工人共21万多元的处理费才肯立案。

　　83名工人都是长安公司聘用的，从事喷漆、打磨等工作，每月工资高的两千多元，低的只有七八百元。工人们以经济困难为由，向仲裁委申请缓交处理费。但是，按重庆市有关规定，出具困难证明的权力在工会的手中，于是周立太和两名工人代表在上月27日到重庆市总工会，要求出具证明，被拒绝。

　　双方唯一的面谈以大吵一通结束。仅9天后，工人就把一纸诉状交到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工会限期开具困难证明。

　　一方是渴望维护自身权益的工人，一方是国家法定的最庞大的工人维权组织。究竟是什么导致看似目标一致的双方产生如此深的隔阂？

　　工人窝火

　　工人们到重庆市总工会要求出具“困难证明”。然而，见面就在争吵中开始

　　游灿然托了很多熟人，终于在1997年成为长安公司的一名喷漆工人。这一年游已经24岁，从老家重庆电江县砚台乡初中毕业后，他已经尝试了好几份工作，包括在粮站守仓库，帮别人看电缆，自己卖小百货。游的双手都有残疾，右手少了一根手指，而左手则严重畸形。

　　进入长安公司的头几年，游灿然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因为每月都能有一笔稳定的、相对较高的收入。在上月被辞退前，可以挣到两千多元的月工资。

　　与游类似，30岁的焦雪奎也是重庆近郊长寿县的一个农家子弟，初中毕业后在宾馆里做保安，一直想找份薪水再高一点的工作。2000年6月，焦进入长安公司三十三车间，成为游灿然的同事。

　　三十三车间的工作主要是给汽车外壳喷漆。工人表示，平均每喷一辆车，可以拿到18.5元左右的工资。而打磨工则是把外壳打磨平滑，以使喷漆均匀、光滑。打磨一辆车，工资平均是4元。

　　一月下来，喷漆工最高能有2500元左右收入，打磨工有七八百可领到手。

　　工人介绍，三十三车间共有工人230多名，其中喷漆、打磨工就有210人。这些工人在进入工厂前大都是农民，在工厂里从事最辛苦的工作，却只有最低的待遇。逐渐地，这些工人开始不满了。

　　上月22日，三十三车间的83名工人(其中50名喷漆工人、33名打磨工人)向重庆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补交保险，补发加班工资等要求。

　　维权第一步颇为顺利。他们找到了“声望高”的律师周立太。周一口答应，并降低收费，按打磨工每人300元，喷漆工500元的标准收代理费，共收代理费3.5万元。“这些包括仲裁、一审、二审、车旅费等全部费用。”周立太说，这比规定的最高收费标准低很多，“因为他们都是农民工，没钱”。

　　但是，维权在第二步“卡了壳”。

　　重庆市劳动仲裁委于第二天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要向83名工人收取总额为210838元的处理费。记者看到，处理费最低的为529元，最高的是4580元。

　　这让工人们感到难以承受。于是，他们尝试申请减免。早在2002年12月，重庆市人大就通过了《重庆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该《条例》第44条给这83名工人的申请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缴纳仲裁费、诉讼费确有困难的职工当事人，经本人申请和由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工会证明，可以批准其减免或者缓交。

　　上月27日，周立太带着工人，到重庆市总工会，要求工会出具“困难证明”。

　　然而，见面在争吵中开始。周立太和重庆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吵了起来，因为双方都觉得对方态度不好。随后，法律工作部部长赵明生和助理调研员何利琼告诉周立太，市总工会不办理这项证明，应该到企业所属地的江北区总工会办，而且工人必须出示低保证明。

　　从工会出来，工人又在邮局用特快专递把申请及“仲裁费一览表”寄给了工会。但实际上，走出工会的大门，周立太和他的代理人们就已经决定起诉重庆市总工会，而邮寄申请，只不过是为了要拿到“已向工会提出书面申请”的证据。

　　今年1月4日，83名工人以“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工会5日内出具困难证明，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前天，记者向重庆市第一人民法院立案庭核实，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正在研究是否应该立案。昨天，周立太告诉记者，立案庭通知他此起诉可立案，但要按属地原则，到渝中区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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