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83名工人状告市总工会

　　“工会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周立太坐在办公桌后宽大的皮椅里身体前倾，瞪圆双眼，看上去怒气冲冲。1月4日，他在重庆的办公室里，对记者高声发问。

　　这是周立太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2005年一开始，他就“旧事重提”，把这个问题又抛了出来。与以往不同，这次提问的形式更激烈：由他代理的83名工人把重庆市总工会告到了法院。据称该案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是首例。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长安公司）三十三车间共有工人230多名，其中喷漆、打磨工就有210人。这些工人在进入工厂前大都是农民，在工厂里从事最辛苦的工作，却只有最低的待遇。逐渐地，这些工人开始不满了。

　　上月22日，三十三车间的83名工人其中50名喷漆工人、33名打磨工人向重庆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补交保险、补发加班工资等要求。

　　维权第一步颇为顺利。他们找到了“声望高”的律师周立太。周一口答应，并降低收费，按打磨工每人300元，喷漆工每人500元的标准收代理费，共收代理费3.5万元。“这些包括仲裁、一审、二审、车旅费等全部费用。”周立太说，这比规定的最高收费标准低很多，“因为他们都是农民工，没钱”。

　　但是，维权在第二步“卡了壳”。

　　重庆市劳动仲裁委于第二天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要向83名工人收取总额为210838元的处理费。记者看到，处理费最低的为529元，最高的是4580元。

　　这让工人们感到难以承受。于是，他们尝试申请减免。早在2002年12月，重庆市人大就通过了《重庆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该《条例》第44条给这83名工人的申请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缴纳仲裁费、诉讼费确有困难的职工当事人，经本人申请和由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工会证明，可以批准其减免或者缓交。

　　上月27日，周立太带着工人，到重庆市总工会，要求工会出具“困难证明”。

　　然而，见面在争吵中开始。周立太和重庆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吵了起来，因为双方都觉得对方态度不好。随后，法律工作部部长赵明生和助理调研员何利琼告诉周立太，市总工会不办理这项证明，应该到企业所属地的江北区总工会办，而且工人必须出示低保证明。

　　从工会出来，工人又在邮局用特快专递把申请及“仲裁费一览表”寄给了工会。但实际上，走出工会的大门，周立太和他的代理人们就已经决定起诉重庆市总工会，而邮寄申请，只不过是为了要拿到“已向工会提出书面申请”的证据。

　　今年1月4日，83名工人以“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工会5日内出具困难证明，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周立太曾参与制定《重庆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他说，工会应该亲自调查，站在维护工人权益的立场与事实的基础上，出具证明。但现在，工会把“证明困难”的义务推给了工人自己，把出具证明的权力留给了自己，工会所要做的不过是审查一下工人拿给他们的低保证而已。

　　周立太的怒火还不止这一处，按重庆市总工会的说法，“困难职工”被缩小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职工”。他问：“农民工怎么办？没有低保但生活确实困难的工人怎么办？”

　　记者就此问题询问赵明生，赵回答，理论上，这83人如果确实生活困难，工会应该为他们出具证明，但要先和劳动部门协商，再决定如何办理。

　　对这类申请都应由各区、县工会受理申请的答复，周立太也十分不满，“都由区、县工会受理，市总工会干什么？而且长安公司是重庆地区的大型企业，级别很高，为什么市总工会就不能受理呢？

　　在周立太看来，83名工人状告重庆市总工会事件并非偶然，它不过是工会长期漠视工人权益的又一表现。事实上，分歧就像一条流淌的大河，双方早在两岸对视了多年。而重庆市总工会也有自己的苦衷，一名工作人员说，工会在企业和工人中的认同度低，特别是非公企业中，工会组织往往都难以组建，与企业相比，工会也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在很多事情上，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