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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83名工人状告市总工会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07日14:09 扬子晚报

  “工会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周立太坐在办公桌后宽大的皮椅里身体前倾,瞪圆双眼,看上去怒气冲冲。1月4日,他在重庆的办公室里,对记者高声发问。

  这是周立太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2005年一开始,他就“旧事重提”,把这个问题又抛了出来。与以往不同,这次提问的形式更激烈:由他代理的83名工人把重庆市总工会告到了法院。据称该案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是首例。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长安公司)三十三车间共有工人230多名,其中喷漆、打磨工就有210人。这些工人在进入工厂前大都是农民,在工厂里从事最辛苦的工作,却只有最低的待遇。逐渐地,这些工人开始不满了。

  上月22日,三十三车间的83名工人其中50名喷漆工人、33名打磨工人向重庆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补交保险、补发加班工资等要求。

  维权第一步颇为顺利。他们找到了“声望高”的律师周立太。周一口答应,并降低收费,按打磨工每人300元,喷漆工每人500元的标准收代理费,共收代理费3.5万元。“这些包括仲裁、一审、二审、车旅费等全部费用。”周立太说,这比规定的最高收费标准低很多,“因为他们都是农民工,没钱”。

  但是,维权在第二步“卡了壳”。

  重庆市劳动仲裁委于第二天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要向83名工人收取总额为210838元的处理费。记者看到,处理费最低的为529元,最高的是4580元。

  这让工人们感到难以承受。于是,他们尝试申请减免。早在2002年12月,重庆市人大就通过了《重庆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该《条例》第44条给这83名工人的申请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缴纳仲裁费、诉讼费确有困难的职工当事人,经本人申请和由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工会证明,可以批准其减免或者缓交。

  上月27日,周立太带着工人,到重庆市总工会,要求工会出具“困难证明”。

  然而,见面在争吵中开始。周立太和重庆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吵了起来,因为双方都觉得对方态度不好。随后,法律工作部部长赵明生和助理调研员何利琼告诉周立太,市总工会不办理这项证明,应该到企业所属地的江北区总工会办,而且工人必须出示低保证明。

  从工会出来,工人又在邮局用特快专递把申请及“仲裁费一览表”寄给了工会。但实际上,走出工会的大门,周立太和他的代理人们就已经决定起诉重庆市总工会,而邮寄申请,只不过是为了要拿到“已向工会提出书面申请”的证据。

  今年1月4日,83名工人以“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工会5日内出具困难证明,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周立太曾参与制定《重庆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他说,工会应该亲自调查,站在维护工人权益的立场与事实的基础上,出具证明。但现在,工会把“证明困难”的义务推给了工人自己,把出具证明的权力留给了自己,工会所要做的不过是审查一下工人拿给他们的低保证而已。

  周立太的怒火还不止这一处,按重庆市总工会的说法,“困难职工”被缩小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职工”。他问:“农民工怎么办?没有低保但生活确实困难的工人怎么办?”

  记者就此问题询问赵明生,赵回答,理论上,这83人如果确实生活困难,工会应该为他们出具证明,但要先和劳动部门协商,再决定如何办理。

  对这类申请都应由各区、县工会受理申请的答复,周立太也十分不满,“都由区、县工会受理,市总工会干什么?而且长安公司是重庆地区的大型企业,级别很高,为什么市总工会就不能受理呢?

  在周立太看来,83名工人状告重庆市总工会事件并非偶然,它不过是工会长期漠视工人权益的又一表现。事实上,分歧就像一条流淌的大河,双方早在两岸对视了多年。而重庆市总工会也有自己的苦衷,一名工作人员说,工会在企业和工人中的认同度低,特别是非公企业中,工会组织往往都难以组建,与企业相比,工会也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在很多事情上,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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