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春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首先就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从中感受到一种重于泰山的责任感和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同时也不由得生发出一种基于中国文化的思考。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创者阿尔蒙德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过程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政治文化支撑着一国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国的政党，而中国政党的性质与使命也无疑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
政党的诞生伴随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想
“党”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并非褒义词，因为它常常和“朋党”联系在一起，而朋党是一小部分人为追逐个人名利于官场斗争中结成的帮派组织，它的存在一方面损害政权的统治，一方面无益于黎民百姓，因此不仅是历代政权打击的对象，也为大众所不齿。因此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政党最先在中国兴起的时候，很长时间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党人，都不敢以党自名，而只能取“会”为名，如“兴中会”、“保皇会”等等。政党的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必然要求一个为“党”正名的过程，这就是一个变“私党”为“公党”的过程，在这一阶段，见诸报端的大量介绍和论述政党制度的文章基本以此为论说的焦点，目的无非是为政党正名，指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立党绝对不是昔日谋一己之私，害国害民的“朋党”，而是为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即为天下公利而奋斗的“公党”。可以这么说，政党在中国诞生之始，就伴随着“立党为公”理想的确立，中国文化排斥私党的传统观念，使得西方的“政党”概念在输入时发生了明显的重构。重构过程中，政党反映和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一内涵由于与“私党”相涉而被有意识地弱化，而类似柏克所说人们“以其共同的努力，增进国家的利益”这样一种内涵则被刻意强化。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政党的利益代表的职能被淡化，每一个政党都宣称自己是为公利而生为公利而在的政治组织，而对其自身的社会基础作模糊处理，这正是中国文化的要求，也是传统文化在政治中的表现。“民为邦本”，执政为民，是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中升华而来，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由于权力一统于君，因此并不存在对公共权力的制度性制约，但是权力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儒家文化对权力就构成一种内在的约束，虽然这只是一种软约束。这种约束使历代君主和他们之下的整个官僚阶层至少在口头上要把百姓的利益摆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在实际上，也必须以实现某种社会公共职能为维持统治秩序的必要条件。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中国文化中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基本要求，虽然“有民如水，载舟覆舟”中的民仍然处在一种统治权的客体的地位上，人民远不是主权的所有者，从民本到民主有着漫长的距离，但是民本中体现的对于权力的制约即权力的行使必须考虑民众的利益这样一种思想，在今天仍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执政为民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同时更是对民本思想的超越。
政党思想的形成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探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党，但是中国共产党又仍然是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党，这就注定了它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教条，也注定了它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传统的政治文化在外力影响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迁，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它深深的印痕。即从政党的定位来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手推动国民革命，为完成北伐、打倒军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抗战期间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合作，为抵抗侵略、实现民族解放不遗余力。在这两次与国民党合作中，中国共产党把意识形态之争放在次要位置上，使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充分地体现了“立党为公”的崇高精神。而无论是在与国民党政府对峙的新民主主义期间，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都用自己的一举一动深刻地演绎了“执政为民”的民本精神：为不增加人民负担，号召军队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南泥湾”的动人歌声传唱至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的高级干部节衣缩食，和百姓同甘共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党立足的根本和胜利的保证。今天，重提这样一个宗旨，不仅仅是用言语，更是用行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我党更坚实地站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石上，脚踏实地地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建设中国自己的政治文明。在政治发展上，中国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鸦片战争前后，为救亡图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引入了宪法、议会、政党等一系列西方政治的元素，认为立宪政治与政党的关系“犹如鸟之有双翼”，政党“可以使暴政绝迹而不行，民情无微而弗达”，人们对西方的政党政治寄予厚望，希望其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带来民主和和平。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和人们的善良愿望两相违背，打倒了专制的人们却仍于所谓民主政治中饱受专制之苦，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在中国的第一次实践很快就失败了。关于政党政治在中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种分析，而文化的不适应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精英文化的持有者多半是当时的海归派，而大众文化依然停留于一种归属性文化甚至是地方性文化中，大众参政维持在极低的水平上。缺乏参与性文化的支持，西方的政党政治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在最初的政党政治失败的教训面前，对于和平与秩序的需求使人们转而选择了多元民主的反面，在“党治国家”理论的指导下，中国进入了一党独裁阶段，这种一党独裁又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元权力论发生契合，而使党治最终变成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完全的个人独裁。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指导下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航程，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只在几千年的深潭里泛起了几圈涟漪，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样。
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要坚持党的领导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因为自此中国才有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标志着一种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的全新的政党制度，但是政治体制的建立并不能保证政治文化的同步变迁，文化滞后的原理决定了政治文化的变迁需要一个相对来说要长得多的过程。而政治体制与文化适应程度往往决定了政治体制运行的有效性。从某种意义看，政治体制必须与其文化基础相适应，探索与磨合的过程将是艰难和漫长的。按照政治文化的逻辑方法，发展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大量革除陈旧的模式和价值观，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能够成功地发现有助于实现当前政治目标的方法。任何强行改变文化的努力，要么收效甚微，要么适得其反，这已经是历史的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决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我们现在还不是提倡多元民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考虑通过两党制或多党制来实现权力的制约，明智的选择是立足本民族的文化基石，把多党合作制加以完善，使我们的共产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执政党，惟有以此自律，才能肩负起历史赋予它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会发展，文化也会变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也是文化的选择。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是文化的要求。（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