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湖北日报）张中华“早发展”与“迟发展”是现代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试图从现代化起步的时宜性入手概括一组发展类型。据此，可以粗略地把各个国家划分为早发展国家和迟发展国家。早、迟的时间标准不是固定的，关键是它标志着现代化起步条件的变化。显然，迟发展国家今天面临的外部条件是早发展国家不曾有过的。早发展国家对当今迟发展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并且在文化差异、社会结构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即“迟发展效果”。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与制约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
因素不尽相同，但也有共同之处。在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别逐渐扩大，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三大区域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间及条件上存在差别。本文试图在研究中部地区的迟发展效应及促进中部地区发展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中部地区的“迟发展效果”
按照新古典主义的理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使不同地区间的工资、利润率、人均收入增长率趋于相等，最终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平衡。按照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增长极形成后会对其他地区产生扩散效应，并带动相邻地区发展。但是，我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还在扩大。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后，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加速，中部地区的发展不仅滞后于东部地区，而且还落后于西部地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目前，沿海地区从内陆地区主要是中部地区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这对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无疑是有利的。但是，东部沿海地区支付给这部分劳动力的工资普遍较低，而输出地通常则要承担打工族的社会成本，如子女的义务教育、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支出。东部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但打工族至今大多没有纳入受益的范围。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资本的价格是由供给与需求决定的。一个地区资本需求大，供给一定，资本价格就会上升，企业投资的利润率就会下降。但是，我国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十分有限，虽然东部地区资本需求旺盛，但资本成本并不随之提升。这样，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流向东部地区后，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又带动东部地区收入和需求的增加，从而引发第二轮投资，如此反复不已。同时，东部地区不仅上市公司的数量远远多于中部地区，还可以分享证券交易税，并享受其他一些与证券交易相关的利益。老工业基地的包袱。中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国有经济比重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现在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制、停产倒闭，社会保障制度也发生变化，国有企业职工离休、退休和下岗都需要由当地政府或企业负担。稳定农业生产的政策代价。中部耕地面积和主要农产品粮食产量占全国较大的比重，农业人口和农业产值比重高，中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在区域发展上的反映。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加速，大片农业用地转化成为工业或其他商业用地，农业用地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农业生产，我国出台控制农业用地政策，中部地区因此要承担国家稳定农业政策的代价。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在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我国出现局部行业的投资过热以及能源、交通的供给紧张。但是，加工制造业供给大于有效需求的格局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还有加剧的趋势。近年来出现的汽车、钢材投资热，预示着今后这些行业的产品在未来时期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面对转变后的宏观经济环境，中部地区要发展，不可能重走东部地区发展的路子，企业必须直面东部企业的竞争压力，实行差异化战略或成本领先战略，而许多前提性条件如雄厚的资本实力、快捷的市场反应能力等，恰好是中部地区本身所不具备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伴随着加入WTO，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不仅要取消进出口配额，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同时也要取消对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下，区位成本和投资收益率的高低越来越成为决定外国资本流向的主要因素。东部地区沿海靠边，交通运输成本低；产业集聚度、配套协作条件好；这些都有利于外商投资的流入。反观中部地区，不仅远离海外市场，外商进入的交通运输成本高，配套协作条件差，而且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配套协作条件的改善及政府的改革，短期内很难赶上东部地区。总起来看，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验证了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即改革开放的滞后造成了中部地区的迟发展；改革开放初的迟发展，又造成了现在中部地区发展的进一步落后。
突破“迟发展”困境的政策选择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实行区域倾斜政策是必要的。但是，当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以后，为了避免因果循环累积造成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发展差距过大，应积极寻求发展对策，而决不能消极地等待早发展地区的扩散拉动。调整农业保护政策。稳定农业生产必须保护农业耕地。但是，我们不能长期依靠控制农业用地这样的行政手段，而忽视农业区域的经济利益。稳定农业生产应充分考虑农产品长期均衡价格。在现行的各种约束条件下，农业产品市场价格只能反映短期内的供求关系，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用地转为工业及其他商业用地受到了限制。在完全放开市场的条件下，不仅歉收年份的农产品价格会上升，随着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出和农业用地的减少，农产品价格将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因此，农业耕地保护的补偿应根据工农用地比较利益来确定。调整公共财政政策。建立公共财政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财政的收支都要将维护社会公平放在首位。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应尽快推出财产税和遗产税；在进一步减免农业税负的同时，应强化所得税的征收，并适当提高中央所得税的分享比例。从支出的角度看，中央财政应加大对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由中央财政承担起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在提高高校收费标准的同时，将目前中央财政对高校的拨款主要用于对高校贫困学生的资助；加大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力度，积极推进包括农村在内的全国统一保障体系的建立；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疾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救助体系；加大对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以财政贴息或减免税收或财政直接投资的方式支持国有企业向中部地区进行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业的投资。打破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打破劳动力跨省自由流动的制度限制。从长远看，应取消户籍管理制度，改行居住登记制，从而消除各省对非本省居民的一切政策歧视。从近期看，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应让流动劳动力子女能够在父母就业所在地享受义务教育，并不得收取借读费。大量的年轻夫妇外出打工，而将子女遗弃农村家中，必然影响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给社会的长远发展留下隐患；同时也使外出打工的父母往返奔波于就业地与家庭所在地之间，增大了外出就业的成本。其次，将社会保障的范围延伸到流动劳动力，明确规定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并要求用人企业为流动劳动者缴纳失业、工伤和养老保险金。再次，使用流动劳动力的省区应取消对流动劳动力收取的就业管理费、暂住费和治安保护费等。扶植中部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首先，国家政策性银行资金的投放应主要用于中部地区的开发。其次，在中部地区选择某一条件较好的城市恢复证券柜台交易，发展我国多层次的证券市场。再次，设立中部发展信托投资基金，由中央政府减免利息税，所筹资金定向用于中部地区大型基础设施、大型能源、原材料项目的建设。最后，应实行差别化的货币政策，主要政策手段包括对中部地区的银行实行较低的贷款准备率和再贷款利率等。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首先，必须严格限制部门立法，职能部门不能擅自出台涉及行政审批项目、收费项目和罚没项目的规定。其次，必须强化财政预算管理，增大预算编制和调整的透明度，强化预算约束的刚性。再次，应积极创造条件统一政府各部门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第四，可以考虑对各职能部门的厅级领导实行任期制和轮岗制。第五，完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和激励制度。加速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倾向值得注意，就是差的国有企业难改革，好的国有企业不愿改。差的国有企业改革难改，难在债务处置和人员安置；好的国有企业不愿改，在于政府担心财政收入减少，企业领导人担心失去对企业的内部控制权。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必须痛下决心，从好企业改起。能够整体出售的整体出售，能出让部分股权的出让部分股权。出售或转让国有股权的收益应优先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差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应积极争取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债权人的支持，通过破产清算、资产拍卖和债权拍卖等方式，及早进行债务的处置；应统一解决转制企业下岗职工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关键是要消除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并放宽市场准入。为了拓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领域，不仅要打破国有经济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垄断，而且还应积极推进公用事业部门的改革。将市场化的改革从一般竞争性部门全面推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部门，不仅可以使这些部门获得长足的发展，改善中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增加就业，还可以极大地减轻地方财政的负担；可以使财政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义务教育、公共疾病的防治和社会保障。做好产业发展引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投资何种产业，应该是企业自主的行为，政府不应强求，但可以适当予以引导。产业引导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其一，市场需求主导。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贯通南北，潜在国内市场需求巨大，可以利用这个优势，鼓励东部地区的知名企业来中部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其二，重点发展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利用农业的相对优势，发展食品加工业、烟酒工业等；利用传统工业基础的优势，发展钢铁、汽车等制造业；利用科技优势，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其三，引导产业集群发展，深化产业内部分工，增强产业的综合竞争优势。其四，积极发展文化、体育、医疗、保健、娱乐等新型的第三产业。在区内培育“增长极”，推动中部地区的分工协作。在东部沿海地区强大的吸引和扩散效应的作用下，中部地区要围绕某一个增长极，形成紧密型的中部经济区是不现实的。中部地区可以建设多个经济“增长极”，如湖北可以将武汉建设成经济“增长极”，充分发挥武汉对全省经济的带动作用。而且，中部地区内部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应寻求竞争结果的共赢或多赢。为此，就应加强区内的分工协作，形成畅达的区内交通网络，共同构造中部地区旅游线路，消除区内贸易壁垒，鼓励区内企业跨省投资。（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