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显示七成贪官靠批项目大发横财

　　《法制晚报》在对200个“贪官样本”的调查分析中发现，腐败分子有5种最常见的敛财方式，分别是批项目、要贷款、提官职、个人事务(如婚丧嫁娶)、做假账；此外，一些不常见的贪污方式在统计中被归入其他一类。

　　参与数据分析的200名贪污腐败分子，均是近些年被检察机关详细调查并在媒体公开报道过的。

　　批项目“热门”占据捞钱方式首位

　　在200名“贪官样本”中，有141人通过批项目的方式捞钱，占总人数的70.5%。批项目成为最常见的捞钱方式。

　　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在贵州公路建设中疯狂敛财，6年间贪污受贿6000多万元，涉案违纪违法金额上亿元，创下贵州省经济案之最。

　　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真，从1995年至1999年初，通过帮助北京三威电子有限公司经理王某承揽工程，收受王某贿赂305万元。

　　河北省原副省长丛福奎也是通过帮助他人审批项目、承揽工程等，大肆索要、收受9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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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签“反贪协议”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的郑君曾深入到一些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里，搞预防职务犯罪调研。

　　他在署名文章中提到，“无论工程大小，在很多地方被视为‘唐僧肉’，往往是工程尚未上马，领导批条满天飞，各路诸侯显神通，搞到工程为老大。”

　　另外，浙江长隆实业有限公司的老板美籍华人陈钱康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在工程项目中发生贪污受贿事件，他们制定了一项反贪污协议，要求在签署合同的时候一并签署。内容包括合作方不能以各种形式送礼，如有违反，公司有保留是否履行合同，同时要求对方赔偿本公司双倍金额的权利。

　　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认为，这种做法很值得国内的一些公司借鉴，如果能够落实，将会大大减少暗箱操作。“这种承诺落实到合同上，有了实际的约束力。一旦违反协定，就可以作为民事证据要求金额赔偿。”

　　做假账捞钱侵吞国资瞒天过海

　　在调查的200名涉案人员中，有51人利用做假账捞钱，占总人数的25.5%。

　　在对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判决认定中提到，马向东在该市对项目开发、引进外资环节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发放奖金的过程中，虚报发放奖金数额，与他人共侵吞公款12万美元，约人民币100万元。

　　南京市白下区原人防办副主任、南京振宏民防开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绪，1997年1月至1998年12月间，将银行支付给振宏公司存款的贴息及其他单位因使用该公司资金所支付的高额利息总计112.4万元，采用收款不入账的手段非法占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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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原因国资变私产

　　对此，从事反腐研究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国产变私产的原因：

　　一是产权不清晰。一些人把国有资产当做“无主资产”，利用权力化公为私；或者把国有企业当做“唐僧肉”，人人欲分得一块。

　　二是有些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官本位”导致了权责不明，无法问责。

　　三是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胡星斗认为预防的办法是明晰产权，明晰责任，建立制度，加强法制，落实监督办法。

　　官帽也“批发”马德案涉及260个干部

　　在被调查的200名涉案人员中通过卖官捞钱的有53人，占总人数的26.5%。胡星斗认为目前国内买官卖官现象有扩大化趋势。近几年来，单个买官卖官行为已蔚然成风，一次三个五个地卖官鬻爵屡见不鲜，成规模的“批发官帽”现象也时有发生。

　　比如，被媒体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卖官案”的主角马德，在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期间，利用提拔任用干部等职务便利，大肆卖官，疯狂敛财2385余万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达26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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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选拔要更透明

　　对此，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所长王公义认为，目前，我们的干部选拔还不够公平，不够透明，参与的人比较少，导致一些人利用干部提拔调动之机贪污受贿。

　　赃款流向二成半贪官“为情所腐”

　　贪污与色情50名贪官“为情所腐”

　　在200名“贪官样本”中，50名贪官有情人，并将违法所得送给或挥霍在情人身上，占整个人数比例的25％。原云南省副省长李嘉廷，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等人都曾在腐败过程中“盛情难却”。

　　《大地》曾刊登文章说，1992年上半年，成克杰见到一名年已花甲的台湾客商的夫人，是一个年仅20来岁的绝色佳人。成克杰认为，如今有权有势的人养“小老婆”已是一种时髦，像自己这种高级别的官员没有风流韵事，实在是很无脸面。1992年下半年以来，成克杰便与有夫之妇李平长期通奸，并共谋在各自离婚并“赚钱”后再结婚。

　　为聚敛钱财，成克杰于1992年下半年至1998年期间，伙同李平牟取了数额特别巨大的非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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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色交易”成腐蚀剂

　　从事反腐研究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记者表示，性贿赂、包二奶这种腐败方式的危害非常大，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政府官员的形象，动摇了一夫一妻制的基础。“权色交易”目前已成为和“权钱交易”同等的、危害最大的腐蚀剂，严重影响到民众对干部的信任度。

　　贪污与赌博赌博成索贿行贿外衣

　　日前，中纪委、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2005年元旦、春节期间，严禁以任何形式参加赌博。对参加赌博的，应予以免职，再依据规定处理；到国(境)外赌博的，要从严惩处。

　　在被调查的200名贪污受贿人员中有10％的人参与赌博项目；同时，一边收受别人贿赂，一边再次向别人行贿的也是10％。两个相同的数字是偶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些贪官的赌博，开始多是借赌博之名，行索贿、受贿之实。

　　陕西“赌博书记”刘贵正挪用的87.9万元公款中有40万元是赌博时输掉的。刘称自己多次陪县上领导打牌，并故意输给对方，以“联络感情”。

　　曾任海南省三亚市副市长、省工商局局长的马招德也喜欢赌博。有报道称，一个老板为了拿到一个项目的投资权，用麻袋装着钱跟着马招德去豪赌，马招德只管赢钱，输的钱全部由那个老板出。最终那个老板赢得了这个大项目的投资权，而且还在马招德的特殊“照顾”下，从银行贷了一笔巨款用于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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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腐败更隐蔽

　　对此，胡星斗分析，“目前金钱上的行贿、受贿比较容易暴露，于是类似赌博这种非正规的腐败方式便逐渐多了起来。此外，还有送子女上学、为子女开公司等更具隐蔽性的方式。”

　　胡星斗说，也正因为这种方式的特殊性，在治理上更难把握，“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现象，而是文化因素。腐败之风影响了文化氛围，而文化氛围反过来掩护了这种腐败，滋生了更多的腐败。”

　　贪污与洗钱办公司成方法之一

　　在统计数据中发现，有59人把赃款用于投资办公司，或者买房产等。这类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9.5％。

　　1998年，河北省原副省长丛福奎一手创办了一个企业，他将向个体老板索要的巨额贿赂款全打入企业账上，从而使其腐败所得变成干干净净的经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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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制度要透明

　　根据反腐专家王明高的总结，投资办公司是目前腐败公职人员洗钱犯罪的方法之一。他们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企业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王明高认为，不透明的金融制度是滋生腐败与洗钱的土壤。

　　Ｎ据《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