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
据报载，广东重性精神病人有120多万人，有70%的病人处于精神残疾状态，有2000病人肇祸已触犯刑律，只有1/10的患者得到住院治疗和管理，这是一组让人很不安的数字。据卫生专家介绍，人类精神病疾病发病率大约为6‰，而我国近年已实际上升到13.47‰。震惊之余，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卫生问题。
精神疾病历来被人们看成患者个人因素所致，殊不知精神疾病也是社会病，除了个体先天性的病因外，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压力也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对未来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心、对社会公德的忧虑、对社会保障的担忧、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愤懑、竞争的压力,甚至包括不情愿的工作应酬等，都是转型期人们精神上的难解之结。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流动频率加快、工作竞争性加强，人们面对面的沟通时间少了，找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也难了，而且中国人也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一头是压力加大，一头是宣泄渠道不畅，久而久之各种心理障碍、精神疾病也就随之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病发病率高也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特殊的代价。但是，这种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吗？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设法让这种代价小些、再小些呢？
一些精神病患者成为公共安全的“定时炸弹”，如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必然给社会带来噩梦。虽然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应责令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或由政府强制管制。然而，家庭监护看管是一大难题，昂贵的治疗费用也使许多家庭望而却步。政府强制管制更多的也是精神病人妨碍社会治安的事后处置。
《刑法》这一规定缺少可操作性。因此，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制订出新规，比如上海、大连、青岛等几个城市出台了《精神卫生条例》或《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理治疗规定》等。条例明确规定政府在精神卫生方面责无旁贷，应该将精神卫生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资金等物质保障，建立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网络。并从精神疾病的预防、病人的看护、治疗、康复等提出了全程的法律保护，明确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歧视、侮辱、虐待、遗弃精神疾病患者。广东作为一个法制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精神卫生立法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从根本上说，降低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提高人民精神健康水平，还必须从解决社会和谐二字入手，社会公正公平、社会福利的增进，都是营造健康社会心理所必备的。
（晓航／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