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辆出租车？
这个看起来完全市场化的问题，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里，事实上是由行政管理部门来决定的。
从1996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郑州一直把出租车总量控制在1万辆左右，其依
据是什么？
“控制总量”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计划经济思维和行为定式。一个地方的出租车总量，究竟多少才是适当的，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拍脑袋就可以定的，它是价格、供求关系、替代交通工具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动态平衡，是由诸多不断变动因素构成的一个变量。除了市民的需求和竞争导致的变化，谁也不可能有完全的信息，来决定出租车业所需要的出租车数量。在这方面，行政部门的反应，要比市场迟钝得多。如果真能用行政的手段，控制动态的总量，那么我们就不必搞改革开放，也不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出租汽车管理部门多年来视而不见日益增长的需求，坚守着一成不变的“控制总量”，而这个人为“总量”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额空间，就自然成为大量违法黑车生存的土壤。
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可以看到行政权力晃动的身影，我们一年应该看多少进口大片？我们应该有多少汽车厂家？我们的良田什么时候会变成高尔夫球场？我们的家园什么时候会变成拆迁的瓦砾？
行政公权打着维持秩序、管理社会、推动进步的旗帜，肆无忌惮地在我们生活中横行着，但效果往往是相反。
倘若，这只“有形之手”从便于寻租的领域收回，履行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能，那么，也许“假奶粉”就不会毒害那么多的婴儿，也许大片的良田就不会被侵蚀，也许，共和国总理就不必在新年之际，为罹难的矿工洒下热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