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0日，5名自称为“国务院内参”的记者，在山西省蒲县某煤矿不期而至，随后以“内参调研”的名义索要3万元现金。当晚19时许，接到举报的执法人员将他们抓获，并查获用于作案的笔记本电脑、微型摄像机、照相机、桑塔纳轿车以及假印章、假证件等物品。
据了解，自2004年春节过后，山西省冒出十几家非法期刊社，而且私自设立所谓的工
作站、记者站，招聘“记者”，从事非法新闻采访活动。
假装记者索要钱财
2004年9月24日深夜，蒲县黑龙关某煤矿。一个身影神秘晃动，手握摄像机拍录了该煤矿。次日，此人找到该矿负责人并出示记者证：“我是《中国法制报道》记者，你们矿偷着生产，要登报曝光。”次日，临汾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接到该矿举报电话：“有一位名叫刘涛的记者，他说掌握了我们违法生产证据，以要曝光为由威胁我们。”随即公安机关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将刘涛当场抓获，经查其所持记者证属伪造。刘涛，原名刘海龙，山西翼城县人。“刘海龙以假记者身份进行诈骗活动，跨越了多个地区，涉及乡宁、曲沃、安泽等地的10余个执法单位和企业。”临汾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局长郭春平说。经公安机关查明，自2003年9月始，刘海龙冒充记者四处敲诈勒索，金额达14万多元。
据临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段协平介绍，“一些假记者的装备齐全精良，特别是高级照相机、摄像机已成为他们的必备工具。他们扛着摄像机到处摄像、拍照，目的就是拉开架势索要钱财。”据了解，目前假记者已不满足于“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小打小闹，而是有意识地利用一些非法期刊进行规模化敛财，呈现出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倾向。在本文开头自称是“国务院内参”记者的身上，公安机关收缴了“内参调研证”“《决策动态》（内参）工作证”等。让人可笑又可气的是，“内参调研证”上所绘的中国地图，既没有标出海南岛，也没有标出南沙群岛。目前，这5名假记者已被临汾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嫌钱太少看不上眼
据山西省“扫黄办”副主任马爱民介绍，假记者的敲诈对象一般有四种：煤矿、其他私营企业、发生不当行为的政府和执法部门、各种事故的当事人和单位的法人。敲诈手法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找毛病。假记者发现上述四种对象的问题，先以媒体曝光要挟，进而摆出大刊物“记者”的架子，吹嘘自己能够摆平，诈骗当事人或单位领导进行直接现金交易，或者出资在其刊物上刊登广告，然后，这些人再拿广告提成。这些假记者“胃口”很大。据一名私营企业主反映，有一名假记者拿着摄像机在他的企业“照”了半天，说问题严重，又不说什么问题，只说要向上反映，要公开曝光。临走时，该私营企业主拿出两条烟和2000元钱，假记者直接把烟和钱从车里甩了出来，扔下一句“你当打发要饭的！”第二，不断骚扰。这些假记者都有一股拿不到钱不罢休的“干劲”，只要盯上你，或者说你有问题，一曝光就不得了；或者说你的工作好，有创造性，宣传出去对企业的发展和个人提拔有好处，总之是不断地打电话，不停地上门。无奈之下，一些单位就花钱打发走这些假记者，息事宁人。一些单位和部门，不能正确面对自身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却要千方百计遮遮掩掩。这时恰逢假记者前来行骗，一个要捞一个要送，结果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临汾市文化新闻出版管理局新闻出版科科长谢惠生形象地说。
“假记者”从何而来？
2004年以来，山西省连续查处了9个设在太原市的非法期刊社、记者站和设在其他城市的13个所谓分社、分站，他们所出的刊物均无国内统一刊号，利用境外注册刊号在境内非法出版，或者假冒国内合法报刊，招聘“记者”卖假记者证。马爱民说，这些非法期刊社和记者站，一是拉大旗做虎皮，二是假事真做、装模作样。很多非法出版物往往冠名“中国”，如《中国经济论坛》《创业中国》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另外，这些非法期刊装帧“考究”，不时登有各级领导人的照片。这些非法期刊多为“赠阅”，“在我们查处的案件中，除《法制新闻》（B刊）有部分销售外，很多都是‘赠阅’，以便受到查处时，以没有经营收入为借口逃避打击。”马爱民说。“一些非法期刊所刊载的文章，多以揭露社会问题为主，往往危言耸听。而且假记者成分杂乱，有的是为了敛财，有的则是借非法出版物写文章泄一己私怨。”山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处长王志文说。
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省“扫黄办”主任李锐峰说，山西查获的非法期刊社和记者站大都向香港或北京的所谓“总部”交纳了数万元人民币，购买站名、社名，每年还要上交数目不等的“管理费”。总部收钱后只给一个站名、社名和“国际标准刊号”，有的发一个“公章”和社名、站名的铜牌，有的则让私自去做公章和铜牌。（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