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印度的冷战思维和中国的静止观需要改变

　　●中印需要坦然地看待竞争，加强彼此协调。这样，竞争与合作就能共存

　　●中印影响世界的最有力的方式是改变自身，各自崛起中面临的主要压力来自国内而不是对方

　　●对于印度这样处于剧烈转型中的国家，中国应用平静、发展的眼光密切观察，而不

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瞥一下便匆忙下结论

　　●中印间的“不一致”虽不易解决，但却不是致命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隔离”它们，防止它们干扰到两国的大局

　　中印作为两个紧邻的大国，关系“正常”不仅对两国发展至关重要，对亚洲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发展也非常重要。但是，影响两国间“正常化”的因素依然存在。笔者认为，越早处理好这些因素，越早解决好相关问题，对两国关系的今后发展将会越有利。

　　正确看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主流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合作不意味着没有分歧，竞争也未必失控到现实冲突的地步。国际关系本来就少有“要么合作要么竞争”的二元对立关系，更多的是处于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的状态。这应该是国际政治的常识，但是各国对这对关系的把握却很容易走向极端。中印关系尤其需要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因为中印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涉及到地缘政治、发展模式、国际地位和威望等一系列问题。

　　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能如印中两国这么相像：印度独立(1947年)和新中国成立(1949年)几乎在同一时间，两国拥有同样久远的文化、同样自尊的民族个性、同样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辽阔的国土。目前，两者基本上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和拥有类似的国内任务。两国常常被国际观察家相提并论，两国自己也很容易产生竞争情绪，这一点在印度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1998年印度“核试验”前后，印度人冲撞的是国际公认的核不扩散条约，但他们却一味地抱怨为什么中国可以是有核国家并占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印度进行核试验却遭到谴责？在印度人的眼里，中国是其核武库规模的基准，也是其追求的大国地位的参照底线。印度有战略家认为，如果拥有核武器，会使印度与中国站在“同一水平的竞技台”上。又如，在经济方面，印度人经常无意识地流露出中国可能会赶上其引以为豪的IT产业的担心，好在一些印度软件产业龙头的总裁并没有受这种担心的束缚。2003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四届印欧商务峰会开幕式上，印度外长亚什万特·辛哈在阐述印度的优势时顺势贬低中国：“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欧洲人要飞越一个民主国家到另一非民主大国去做生意？”这代表一种倾向，冷战后，“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称呼似乎成为印度在中国面前寻找自信的一个捷径。但是，同样是这位外长在2003年11月的一篇演讲中却毫不留情地批判各种“竞争中的中印注定走向冲突”的谬论。他认为“两国关系非常成熟，并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从这种前后矛盾的表述来看，至少可以说，印度精英仍未能冷静地理解两国的关系。

　　值得在此提及的是，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2003年在北大演讲提到的关于两国竞争与合作的观点，其思路对处理中印纠缠不清的关系或许有所帮助。这位前总理认为：两个临近的平等邻国之间具有竞争意识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天性，但是我们需要清楚了解良性竞争和分裂性竞争之间的不同；世界上有不少例子证明，在保持健康的经济和商业竞争的同时，国家之间仍能够保持密切的政治合作和经济互补，并不断协调彼此的国际目标。显然，在他看来，中印两国首先需要坦然地看待竞争，加强彼此协调，这样，竞争与合作就能共存，就像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合作并行不悖一样。能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的确不容易，但对中国和印度而言别无选择。

　　改变印度的“冷战思维”和中国的“静止观”

　　严格说来，印度的“冷战思维”和中国的“静止观”并非整齐对应的矛盾两方面，而是各自看待对方时思维方式或者视角上的错位。只有彻底突破这两种思维，两国才能从容应对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挑战。

　　“冷战思维”就是你得我失的零和思维。印度的“冷战思维”常表现为：中国与印度邻国发展关系会侵占印度的“势力范围”；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目标可能指向印度，如此等等。这些言论或想法对稍微了解国际政治的人而言，不算什么新的东西，能轻易地予以反驳。但是，这些想法经过某些学者的“润色”、“验证”，再透过部分媒体和政客的放大，最后就会有声有色地刻入普通印度人的脑海里。碰上合适的国际和国内气候，这种思维就会跳出来破坏两国本来起点就比较低的互信基础。其实，印度人摆脱这种困扰的方法或理由很简单：就是更加自信。印度的大国地位不依据中国而定；两国都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并没有太多的精力去遏制对方；两个国家影响世界的最有力的方式是改变自身，各自崛起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和压力均来自国内而不是来自对方。用印度前驻华大使梅农的话说：“印度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贫穷，把政治民主转化为经济民主是印度在新千年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与印度有时表现出来的忧心忡忡相对应，中国社会对印度的看法似乎在走另一极端：研究不多，甚至忽视。总体看来，中国公众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如对东亚及东南亚主要国家的了解，而这种忽视除了让印度人忿忿不平之外，更致命的是，它会使我们忽略印度国家发展中有价值的经验和印度崛起的轨道。对于印度这样处于剧烈转型中的国家，中国应该用平静、发展的眼光密切观察，而不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瞥一下便匆忙下结论。诚如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所言：“当黎明来临时，我们就从个人生活的封闭和孤立中自由了。就是此时，我们看到了全人类的光明，也开始了解他人，并开始在生活中彼此合作。”

　　“隔离”那些暂时不一致的国家利益

　　冷战后中印关系最明显的特征是：第三国的影响第一次不再是中印关系考虑的主要对象，两国领导层再次留意到双边关系的内在价值。可以说，国家间关系的形态和性质依据的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各国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已经是各种国际问题观察家的共识。对于中印而言，只有在国家利益的引导下向前发展才能最终走向成熟和稳定。但是，仅停留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还不够，还需要弄清如下问题：一、对方对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二、对方不愿被触碰的地方在哪里？三、两国如何“隔离”某些暂时无法调节的“不一致”的国家利益？

　　对前两个问题，两国都应对它们进行界定。第三个问题则是“竞争与合作”主题的具体化。由于两国关系摆脱冷战梦魇的时间并不长，短期内了断这些问题实属不易。不过，正如瓦杰帕伊所说，两国暂时的“不一致”应从属于一个简单但意义重大的原则：“我们之间没有不和的客观原因，也没有对对方构成威胁”。换句话说，这些“不一致”虽不易解决，但却不是致命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隔离”它们，防止它们干扰到两国和解的大局。这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理论性问题。

　　总而言之，两国关系的基本格局在21世纪初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如何拓展中印竞争与中印合作两个端点之间的空间，以便两国能够从容地保留各自对国际国内问题的不同看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双方需要花大气力增强求同存异的能力。在两国关系彻底“正常”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 蓝建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