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西安网民“秦透社”自发组织的2004年“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活动，得到当地广大网友热情响应。“西安宝马彩票案影响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西安形象”“市政工程施工缺乏计划性，办好事却招致怨声一片”“旅游市场秩序不乐观，宰客现象屡禁不止”等10件事最终入选。西安市市长孙清云从网上看到这一提议后，对这项活动的创意给予了充分肯
定。(《北京青年报》1月9日)
看到这条消息，笔者脑海里立即冒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个词———“十大教训评比”是一次典型的“贫下中农”对为官者政绩观的“再教育”，是“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提起的一次反思议程。
通过这个“再教育”的议程设置，为官者能清晰地看到：老百姓最希望政府干什么，最不希望政府干什么；老百姓眼中的实事是什么，好事又是什么；老百姓心中的城市形象观是什么———这些是老百姓切身的体验、切身的利益和朴素的是非观写就的“再教育”教材。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已经在历史的流逝中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拂去意识形态的云烟和历史局限性的尘埃，其实其中也包括着很深邃的民主资源———这种理念可以引申到当下的政治生态中，转化为“为官者的价值观要接受公众的再教育”。
所以需要“公众的再教育”，在于既有政治框架中的教育不足以塑造贴近民生的理性政绩观。
这要从官僚政治的架构说起，正如有评论者总结的：我们当下的官僚政治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委任制与“对上负责”的责任逻辑。自上而下的权力链条将不同层级的官员捆绑在一起；在这个直线型的权力序列中，各级官员的产生方式都遵循自上而下的权力委任原则。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格局造就了自下而上的责任格局，每一层级的官员只对上一层级的官员负责。这种官僚架构决定了官员们接受的“教育”是自上而下传播的：因为乌纱帽拎在上级手上，所以只看上级的眼色，只听上级的话，“教育的内容”实质充斥着“上级的意志”。
这种情况下，官员们经过“官僚制自上而下的教育”后，再接受“公众的再教育”是相当有必要的。惟有如此，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才能得到矫正。
从这个角度看，民间自发的“十大教训评比”是公众对官员进行“再教育”的一种仪式。据报道，西安市市长“十大教训评比”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要求市政府研究室跟踪评选过程，评选结果出来后立即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整改措施———经过如此的过程，“再教育”也就得到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