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辈回忆几十年和宋任穷之间的交往经历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1月8日上午9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宋任穷的逝世使共和国痛失了一位上将，也使老家湖南省浏阳市痛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亲人，宋老去世的消息传到老家浏阳市葛家乡乌石龙村后，故乡的亲人沉浸在无限的悲痛和怀念之中。

　　昨日上午，新报记者专访了宋老的侄子宋敬堂、侄媳妇陈树华和侄孙宋运佳。在采访中，3位亲属声情并茂地追忆了宋老曾经3次回故乡的情景，也是他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仅有的3次公务便路回家探访，其中，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感人至深。

　　怀念开国上将宋任穷 情重乡亲痛

　　革命情：为革命何虑身家

　　据介绍，宋老出生在浏阳市葛家乡的农村，共有4兄弟，其中老大叫宋瑞庭，老二名叫宋骏庭，老三宋辛庭，他为老四。其中老三宋辛庭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年仅30多岁时就在当地遭敌人杀害。

　　目前，除宋老自己在北京的亲属外，老家3兄弟已有孙辈大大小小数十人，但孙辈彼此联系已很少，也很少有来往。

　　家乡情：亲自组建希望中学

　　宋任穷在老家亲人眼中是个铁板人物，自始至终没有半点照顾，然而到晚年卸任后，他却非常关注老家的教育。在昨日的采访中，葛家乡党委书记邓华告诉记者，宋老卸任后尽管身体欠佳，但一直牵挂着老家的发展，与乡政府有关负责人经常保持联系。那是在1993年前后，当他得知办学条件比较艰苦的情况下，宋老亲自与团中央希望工程取得联系，并通过希望工程找到香港一个社团组织，该组织对口捐赠了80万元希望工程，在葛家乡修建了现有的马家希望学校，自己亲自为学校校名题词。

　　叮嘱后人关注教育

　　邓华告诉记者，宋老生前就此早已叮嘱自己身边后人，要他们继续为家乡教育办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年12月9日，宋老的女婿就千里迢迢，带着有关专家深入马家希望中学了解实际情况，并承诺将给学校捐赠一批电脑；宋老的夫人也准备向学校捐赠一些图书。

　　亲人情：20年后第一次回家

　　“他是深夜12时回的家，乘坐着吉普车，身穿军装。身体看上去很结实，温和乐观，见人就哈哈大笑。”侄媳妇陈树华记忆犹新。

　　她告诉记者，宋任穷1929年离开浏阳老家踏上外出的革命征途后，一走就是20年。1949年农历九月的一天晚上，宋任穷到湖南组织人员成立西南服务团，准备前往云南，经过长沙回了趟老家。之前，宋任穷写信给大哥，称自己因公事会顺便回家看看。

　　袜子和毛巾为见面礼

　　除了亲人团聚的亲情外，宋任穷并没有让亲人感受到物质上的半点喜悦。陈树华回忆，宋任穷当时就是给了侄媳妇2双袜子和2条毛巾，侄女则只有1双袜子和1条毛巾，其余亲人什么都没有；为了感谢自己离家踏上革命征途资助过2块大洋的同乡好友田细和、黎本初，他特意为两人各带来了一件当时比较重用的卫生衣。

　　囊中羞涩提前离家

　　侄子宋敬堂回忆，此次探访，为了工作需要，他在老家挑选了8名年轻人当兵，并叮嘱侄子等亲人，在家要遵纪守法，搞好生产。

　　在停留的一个星期内，家里来人络绎不绝，为了招待这些人，家里三餐只得开流水席，每餐7桌。临走时，宋任穷悄悄对宋敬堂说，本来还想多呆几天，可自己不仅没有什么资助，还给增添了不少负担，为了不多连累兄弟，决定提前离家西去。

　　后两次回家来去匆匆

　　1958年春季和1988年5月24日，宋任穷先后两次公务顺便回了老家。“也是坐吉普车，身穿的是尼子衣，在家里只吃了餐中饭就走了。最后一次连老家都没来得及进，在乡政府打了个转就走了。”宋敬堂回忆了最后两次回家的情景。据他介绍，1958年，宋任穷从北京乘火车去广州办事，中途回老家一趟。相比上一次见面，他更简单，见面礼就是一小包糖粒子 ；最后一次是宋任穷来长沙开会，会后顺便回来的，那次什么都没有带，就是在拥挤的人群中见了一面就走了。

　　老故居已不复存在

　　老家故址，是侄子宋敬堂和侄孙先后修建过两次的住房。为了修路，有部分地基前不久还腾出给修了路。记者看到，这些住房一半还是土砖平房，保存着过去乡间农舍的气息。

　　新报记者 周和平

　　侄孙深忆

　　侄孙宋运佳透露过去几十年和叔公宋任穷之间的交往经历

　　“铁板性格始终很硬！”

　　“叔公官不小，但他的铁板性格也始终很硬，我们这些亲属可从来没有因此沾光。”昨日，曾经多次上北京找叔公“办事”，却屡屡碰鼻子的侄孙宋运佳，就向记者透露了过去几十年他和叔公之间的交往经历。

　　找工作白呆了半个月

　　1979年，他才20多岁，正踌躇满志想干一番事业，然而面对农村务农的现实，想到远在北京身居要职的叔公宋任穷，于是很不安于现状，决定到北京去找叔公帮自己找个好的单位。当年10月，机会终于来了，正碰上在浏阳革委会副主任谢觉民去北京开会，便一同踏上了北上的旅途。在北京，他找到了叔公宋任穷家，当时叔公为国家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没有热情的接待，更没有想象的“关照”，当叔公听到是来找自己帮忙找单位之事，便委托秘书传话予以拒绝。千里迢迢来北京就如此结果，他非常不甘心，就这样，他在叔公家硬是呆了半个月。临走前的一个晚上，叔公宋任穷悄悄来到自己睡的床前，并坐到了床上。“你有困难，应该帮助，但是全国人民都有困难，不能因为个人困难来做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情啊！”叔公一番声情并茂的话语，让他感觉到了叔公为人处事的铁板原则。于是，当天晚上他便作出决定，干脆放弃找工作的念头第二天回家。第二天，叔公给了自己返程车票，并给他5元钱和1斤粮票。

　　“牌价”汽车吃了贵

　　第一次求助失败后，并没有让宋运佳丧失信心。1984年，在别人的支持下，正在家里做花炮生意的他，准备购买一辆运输车，由于当时购买汽车还要凭计划，在湖南还买不到，且价格也比较高，想到当过机械工业部部长时任中央组织部领导职务的叔公，他决定去找叔公帮忙购买。在北京，当他刚踏进叔公家大门，就挨了一顿大骂。“中央组织部没有汽车，买车不要找我！”叔公的骂引来了家人的同情，宋任穷夫人站在一旁就很和气地说，让他进来坐着再说吧。看到叔公如此态度，他心灰意冷，准备马上冲出去。后来，叔公和气地告诉他，上个月北京的交通事故700多起，乡下人进城怕出事故，并委托秘书打听一下汽车购买行情。事后，秘书通过自己一个同学汽车工业公司帮他买了一辆解放车，然而价格却要3.4万元。后来才知道，国家牌价才1.7万元到1.9万元，这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国家牌价的优惠。 新报记者 周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