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贫困生问题时，刘文奎显得相当沉重。本报记者陈杰摄
对话时间：昨日下午
对话地点：中国扶贫基金会
对话人物：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文奎
寄语贫困生：贫困本身不丢人，必须要坦然面对困难，要想让社会尊重你、接纳你，自己首先就要尊重自己、接纳自己，在受到别人的资助和关怀的时候，就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懂得爱与被爱。
寄语捐助人：不管钱多钱少，他们对贫困生的情义和爱心，我们不会忘记，贫困生不会忘记，社会不会忘记。
高额上学费用，贫困家庭难以负担
大学四年需花费4万至6万元，贫困家庭10年不吃不喝才能凑齐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贫困生，并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刘文奎：去年国家教育部门的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在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的数量也会增加较快。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的国家，所以有些家庭的收入就很难以支撑学生在校学习；尤其在中国的普通高校中，有50％学生来自农村，农民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特殊的自然灾害都会造成他们上学困难；另外近年来才逐步实行的高校收费政策在客观上也加重了学生上学的负担。目前70%以上的贫困生来自“老、少、边、山、穷”地区。他们基本上是“如影随形”地把贫困带到了城市，大学没读完，家里已经是债台高筑。
新京报：一般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花费究竟需要多少？
刘文奎：对于大学生的学费，基金会还做过一次专门调查，2004年是历年来学费调整最大的一次，一般在2003年的基础上提高了约15％，有的达到20％。每年学费均在3000至8000元，重点院校和热门专业则高达万元，加上住宿费、生活费，每人就得花好几万元，本科4年则要6万元左右。即使最一般的学校学生，大学期间的费用也在4万元左右。
新京报：这4万至6万元的费用，对于大多身处农村的贫困生家庭是否有可能负担得了？
刘文奎：根据2003年国家的统计数字，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在2600元左右，按三口之家来算，全部加起来每年也就是7000多元的收入，为攒4万元的费用，需要不吃不喝积攒六七年。另外，根据年人均收入865元以下为相对贫困来计算，全国有近9000万贫困人口，其中年人均收入低入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全国就有2900万人左右。如果他们要凑够4万至6万的费用，恐怕就要不吃不喝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好在国家的助学贷款等资助，暂时解决了贫困学生学费的燃眉之急。
基金会三年资助1万余名大学生
政府资助仍是最主要渠道，社会性的捐助力量相当有限
新京报：目前社会对高校的捐助情况如何？
刘文奎：基金会通过对全国70所高校的调查统计，2003年度，每所高校的社会性捐助平均为85.19万元，其中，奖学金41.44万元，占48%，勤工助学基金5.6万元，占7%，助学金38.15万元，占45%.其中西部高校的社会捐助额度为44.28万元，非西部高校则为106.99万元，西部高校还不到非西部高校社会捐助额度的一半。
新京报：除了政府的资助以外，社会性的捐助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刘文奎：目前，政府的资助还是最主要的渠道，社会性的捐助力量仍然是有限的。目前，全国大学新生入学每年大约有400万左右，即使按照20%的贫困生比例，全国也有80万左右的贫困生，其中特困生至少也要有30多万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新长城项目，作为目前对贫困生资助力量最大的项目之一，努力了3年多才资助了1万多名贫困大学生。社会性的资助作为政府资助的有益补充，资助比例仍然较小，将来的路仍然很长。
新京报：基金会目前对资助贫困生都做了哪些工作，效果如何？
刘文奎：基金会对贫困生的资助，主要是依托新长城项目来进行。在项目启动前，基金会曾于2001月12月18日组织人员在北京地区对部分高校进行贫困学生情况调查，2002年4月9日又组织两个专门调查组，分别对山西、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地的高校进行调查，收集了贫困生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并发现，他们的学费在国家助学贷款等扶助政策的帮助下，得到了较大部分的解决，但是，他们的生活费用仍然极其缺乏，无法正常完成学业。为此，2002年9月1日，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料项目正式启动，广泛募集社会捐助，为特困大学生提供每年2000元（含管理费）的生活费用资助。并且，2004年9月，中国特困大学生关爱行动还在香港组织了启动仪式。
名校捐助偏向的“马太效应”与兰州拉面的故事
学校越贫困，接受捐助越少；学校越富裕，接受捐助越多
新京报：您觉得社会在对高校的资助中是否存在名校偏向的问题？
刘文奎：确实存在这种偏向，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感觉很矛盾，因为基金会首先要尊重捐助人的意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很多人都会选择捐助名校，但实际上，越是名校，国家的拨款、社会的资助和学校本身的资助，都远远高于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林类高校，这就形成了一种越贫困的高校，收到的捐助越少，越富裕的名校，收到的捐助越多的“马太效应”。所以，新长城项目在接受捐款时，都会劝他们选择把捐款投向更需要的中西部地区高校，因为，那里的学生更贫困，实际上，很多捐款人也能够理解这点。
新京报：据您了解，中西部高校贫困生的状况究竟如何？
刘文奎：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2003年底，甘肃农业大学周副书记在基金会谈到，他们学校共有2000多名贫困生，该校的贫困生标准是月生活费在120元以下的学生，特困生的标准是月生活费在90元以下的学生。那么，这些标准具体是个什么概念，周副书记这样打了个比方，以他们学校所在的兰州最大众的饭食拉面为例，2元一碗就能吃饱，但是他们一天连两顿都吃不上，为此有些学生只好在城乡接合部的村子里，租一些村民的小棚子烧火做饭，非典期间遇到了大麻烦，学校要求学生全部回校，但他们的吃饭问题又成了个难题。为此，听到他的特意说明和要求后，新长城项目对该校发起了更多的资助。
“贫困生是无辜的，社会误解令人心痛”
毕业后面临多重考验，未能还清学费贷款不涉及诚信问题
新京报：社会上对于贫困生都能接纳吗？存在误解吗？主要有哪些误解？
刘文奎：总体来讲，社会对于贫困生还是非常关心的，每年对他们的捐助就是证明，但是也确实有极少部分人对贫困生存在一些误解，比如有些人提到贫困生的家庭贫困和家庭内的子女多有关，并且认为贫困生，尤其是大学生超过了18岁，就应该自立，而不是靠社会捐助，甚至还认为贫困生暂时无法还上学费贷款就是不诚信等等。这些误解令很多真正了解贫困生状况的人感到心痛。
新京报：那么，实际的情况如何呢？
刘文奎：贫困学生无法选择出身的地域，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即使家庭子女多，也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本身是无辜的，他们需要更多社会的关怀、理解和资助。实际上，贫困大学生虽然过了18岁，但是，他们从偏远的地方投入大城市，本身就需要适应的过程，另外，因为原来所在地域的条件所限，在城市内的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往往会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再加上日常的学习等，他们要想通过课余时间的勤工俭学等努力，彻底实现自立，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他们刚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是他们最艰难的时期，因为就业竞争激烈，他们社会资源偏少，数万元的还贷款压力令他们不堪重负，再加上他们的贫困家庭的担子也压在了贫困生身上，包括他们多病的父母的医疗负担等，所以暂时没能还款，只是出于暂时的艰难，绝大部分都不涉及诚信问题。
“自助者天助之，贫困生本身应自强”
贫困生应主动融入集体和社会公益活动中，要懂得爱与被爱
新京报：贫困生本身要融入社会和集体，乐观坚强地成长，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刘文奎：首先，贫困本身不丢人，必须要坦然面对困难，要想让社会尊重你，接纳你，自己本身首先就要尊重自己，接纳自己，在受到别人的资助和关怀的时候，就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懂得爱与被爱。自助者天助之，贫困生自立自强，成为学习和技能等方面的优秀者，就不会有人仅仅因为贫困而轻视他，另外，自身也要主动融入集体和社会公益活动中，锻炼技能，增强交流。对于有些学生，因为经济窘困，和惧怕参与集体活动，尤其是需要出些钱买礼物的同学聚会，社会上的人和学校内的其他学生，也不要因此而认为他们不合群，有点怪，而是要设身处地考虑他们的处境，走进他们的心里。
新京报：基金会在疏导贫困生的心理，引导他们健康乐观地成长方面做了哪些尝试？
刘文奎：新长城对此专门在条件成熟的一些高校，设立受助大学生互助群体———自强社，主要由受助的贫困学生参与，通过自助、助人和服务社会等，传递社会关爱，锻炼自强成材，另外，新长城项目还为他们搭建了与社会沟通交流的桥梁，通过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培训、讲谈等，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能力和热情，专门组织外语和计算机等方面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实用技能，并请百余名来自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义工，与他们进行交流，开拓他们的视野，搭建更好的成材平台。下一步，新长城项目还有意搭起贫困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沟通桥梁，在提供实习岗位、促进就业等方面进行努力。
新京报：最后，您想对这次回家过年活动的捐助人和贫困大学生说些什么？
刘文奎：对于这次受资助的贫困生，我想说，面对贫困他们的乐观、自强和奋斗是可敬的，可爱的。社会上的很多人都在关心、关注着他们有成长；对于捐助人，我想说不管钱多钱少，他们对贫困生的情义和爱心，我们不会忘记，贫困生不会忘记，社会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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