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放与开禁：执法的难与易(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1日09:24 沈阳今报

　　冯雪梅/文李晓宜/图

　　对于中国人而言，爆竹声里的辞旧迎新，不光是民俗民风，更有着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与传承。所以，有关烟花爆竹的“禁放”与“解禁”之争，并没有因为一两个规定的出台而停歇。

　　元旦前，武汉市政府特别强调，禁鞭依旧。对燃放鞭炮的成年人，以及销售、存储烟花爆竹者，一律治安拘留。

　　南京，烟花爆竹有限开禁，为确保市民在燃放点内买到安全的烟花爆竹，有关部门还在所有的烟花爆竹产品上贴有“烟花爆竹销售专用防伪标识”。（《南京日报》1月8日）

　　禁止燃放或者限制燃放，情况不同，各地的立法不尽相同，不能断然而言好与坏。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以何种手段来执法，却是保证法规得以实施的关键。很多时候，立法并不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全国人大最快的纪录是一天之内通过6部法律，难就难在法的实施。

　　说两个例子。

　　一是众所周知的美国“禁酒法案”。该法案作为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于1920年1月17日正式生效。根据这项法案，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然而，高额的执法成本让执法者不胜其重，单是纽约一地，要切实执行禁酒法令，需要动员的警力便高达25万名。1933年12月4日，“禁酒法案”被废除。

　　二是北京的自行车税。北京现有400多万辆自行车，为了征缴使用税，税务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可统计数据却显示，1992年到2000年9年间，征收来的自行车使用税款，逐年下降。而在2002年，地税局的征收成本已经达到了实际征收税款的30％－40％，总税款却不到全市税收的万分之四。2004年，自行车税被取消。

　　这两件事都说明，如果执法成本过高，法律便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同样是限制烟花爆竹的燃放，不同的方式必然带来不同的后果。对比武汉和南京两地，可以看出，武汉禁放的决心和力度之大。对燃放者治安拘留的惩处，不可谓不严。可我怀疑，以有限的警力，如何管得住众多的违规者？而一旦有违规者不受惩罚，就形成一种鼓励和暗示，从而带动更多的违规者。最终的结果，将是有法不依，法之不法。

　　当然，南京的部分解禁措施，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正如执法人员所说，10年禁放一朝有限开禁，最关键的问题是确保安全，一方面确保产品安全，另一方面确保燃放现场安全。

　　为确保安全，南京市为所有在燃放点购买燃放烟花爆竹的市民购买了烟花爆竹产品责任险，如因烟花爆竹质量问题引发事故的，保险公司将予以理赔。市民要获理赔，必须符合一系列条件，即在市政府指定的燃放点内、在有限开禁的时间段内、品种为109种解禁的烟花爆竹。显而易见，这种建立在“让步”基础上，有保障的执法方式，要容易有效得多。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法律对部分人而言必然是“强制性”的。执法者必须做好应对不守法者的准备，事先考虑好执法难度和执法成本。在一些有较大争议又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立法上，“严刑峻法”不见得就是最好的方式。各地出台的限制养犬令是一例，眼下，有关烟花爆竹的燃放又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