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中国名片(3)

　　王岳川 东方需要重新被发现

　　-实习记者 王娜

　　北大的讲台上活跃着一位中西合璧的教授，他的名字叫王岳川。他“工书能画，通晓音律”，写一手漂亮的“王体”书法，会拉二胡，也可以弹奏钢琴。

　　1995年之前，这位中文系的教授花了12年时间潜心研究西学，然后突然转向，一头扎进“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这一课题。有学者对王岳川突然改变研究方向提出置疑，但他不以为然，他说研究西学“他者化”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学。

　　这无疑是个全球化的年代，但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尴尬是：现代化等于西化，西化等于全球化、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美国化等于基督教化。王岳川说，他担心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最后世界上只会剩下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13亿人说的汉语变成一种方言；只存在一种文化，那就是美国的POP文化。

　　“我们不能总依赖别人，不能只是靠输血过日子，而要有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中国有很多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王岳川是其中的一位，但他不仅在做梦，而且在努力将梦想变为真实。

　　在王岳川看来，由于中国缺少一张在西方面前为自己代言的“名片”，西方对中国存在严重的忽视和误读。为了使西方中心主义走向终结，使西方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误读减少到最低，中国学者必须坚持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战略。发现东方的主体是中国人自己，而不再是西方学者或西方汉学家。发现东方意味着重新确立中国的地位，确立“汉字文化圈”与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主动态势。

　　王岳川称自己“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他冲破“体用”问题之争，提出“人类之体，世界之用”。全球化不再只是西化，也不再是美国化，而是人类化和世界化。

　　“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这是王岳川在大众传媒成为话语中心的时代秉承的16字“箴言”。

　　拂去历史的尘埃

　　时代人物周报：您曾经谈到，以前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作中央之国，但在以西方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我们变成了“中东”之后的“远东”，也就是说中国变得边缘了。是这样吗？

　　王岳川：我的一个学生翻译了一本萨义德的书叫《东方学》，那本书我看过以后大吃一惊。中国在《东方学》中只出现了不到10次，而且只作为名词性出现。“东方学”研究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就连赛义德这么大的思想家，在美国白人的话语圈中可以代表“东方”发言的人，他眼中的“东方”只包括中东。

　　我在海外生活过两年，感觉到中国的声音微乎其微。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是烹调、风水、八卦或是政治人物的隐私。这跟我心中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需要让西方认识正确的东方。

　　时代人物周报：您提出的“发现东方”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王岳川：看了萨义德的书以后我就想：谁可以为中国说话？到了2000年，我的理论开始慢慢成形，我认为应该用两个字：“发现”。为什么说要“发现东方”，东方不是在那儿吗？谁去发现？怎样发现？发现什么？发现它干什么？好像这个问题有悖常识，似乎“发现”是说不通的。但是，中国在地球上存在不等于她在历史中的意义得到了恰切的理解，也不等于对她一个多世纪的形象误读和价值抹杀可以成为无需追问的事实，更不等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就可以成为永恒不变的定论。“发现”是探索和重新解释，是对历史尘埃的拂去，是对被遮蔽的形象的重新清理，是对歪曲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恢复。

　　时代人物周报：您发现东方的出发点是要改变中国在西方被扭曲的形象吗？

　　王岳川：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西方强权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有几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加深了我研究“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这个课题的决心。

　　2001年我去韩国，参观韩国的“故宫博物院”，让我意外的是一个展板上用英、韩、中、日四国文字写着“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是韩国人发明的”。

　　日本有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叫藤村新一，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作伪长达28年，把日本的历史从3万年推进到70万年。一个考古学家作伪是拿自己的学术生命开玩笑，但他是在为他的国家证明悠久的历史，你想想是什么道理？

　　最后是印度，1981年，印度作家戈索伊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Pulp and Paper Canada)，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

　　我震惊了。难道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也只剩下两个了吗？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只提倡搞经济，却不关心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强国的效果会更持久。

　　“发现东方的主体是中国人自己”

　　时代人物周报：您提出的“发现东方”，发现的主体是谁？由谁去发现？

　　王岳川：“发现东方”是个中性词。发现的主体是中国人自己，特别是中国有良知的双语精英。立足于“发现东方”是中国学者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西方。西方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个巨大语境，所以要去不断地关注和“拿来”，“拿来”仍是几个世纪之内中国学者的任务之一，但核心是开始自己说话。只有这样的双向互动，才能增加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接触。

　　时代人物周报：那发现东方的什么呢？会不会出现一种尴尬的情况：中国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传统，却不能进入西方文化的视野中，仍然得不到西方文化的重视，结果是仍然没有人聆听东方人的声音？

　　王岳川：一是创造生成自己的关键词；二是从审视传统到审视自己。过去我们一味地审判自己的父亲，以“五四”为最，觉得父亲很多地方都错了。有一个行为艺术家，去年获得了美国的最高艺术奖。他跟鲁迅学习，鲁迅晚上睡不着时读书，读出两个字“吃人”。他也晚上睡不着，读鲁迅读出两个字也是“吃人”，但是吃法不一样。他把汉字改了，比如“王”字，他加一个食字旁，“岳”加一个金字旁，所有的汉字都加上不同偏旁而变成谁都不认识的“字”，将无数这样的“字”刻起巨大的书页，称之为“析世鉴”。这震撼了西方。近年来他搞“英文书法”，说“王”字是英文四个“I”构成的，他这样解析汉字之后，自认为破解了汉字的密码，西方人特别愿意花大价钱学习。这样“阐释”中国，发现东方，是否合适呢？我是很忧虑的，我们不是要审判我们的父亲，当务之急是审判我们自己，应该看看自己哪些地方有问题。

　　任何文化之间的争论都会有尴尬。但是我们仍然要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东方，不要让他们觉得中国人永远是愚蠢的。

　　时代人物周报：您觉得谁最能够在世界上代表中国？

　　王岳川：据我所知，没有，我没看到一个真正有中国价值担当的人成为面对西方的中国代表。我曾在北大开了一门课《西方艺术鉴赏》，我的学生们课堂发言非常精彩，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从现代到后现代，甚至可以用英语说。第二个学期我又开了一门课《中国艺术鉴赏》，一提问，他们的头“刷”地全低下去了。我说，你们作为中国人谈到中国建筑、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中国戏曲难道就那么隔膜、无话可说吗？为什么《荷马史诗》中那么细致的内容你们可以用英文讲，而北大的学生用中文讲中国的东西就那么难？中国最优秀的学子都没有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又何谈代言中国？

　　时代人物周报：这样看来，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与认识渠道很有关系。您觉得呢？

　　王岳川：是的。今天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已经从毛、邓政治家进入了文化领域，可惜并不是中国真正的文化。他们不了解老子，更不知道李白、苏东坡。我们的“文化输入”不够，没有给西方人认识中国提供一个“主流”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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