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达志
1月11日《北京晨报》的一则报道向读者爆出了一块“猛料”：《反垄断法》今年出台无望，原因在于中央三部委争相“问津”《反垄断法》的起草。
中央三部委是指：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和商务部。报道说，三部委先后介入《
反垄断法》的起草，使之面临一种矛盾的处境，一方面是大量的宣传、关注和推动，另一方面却仍然缺少明确的牵头机构。为此，报道援引专家的意见，提出组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专司《反垄断法》的起草工作。
但我发现，报道（抑或专家）似乎把《反垄断法》的起草制定，和对该法的执行混为一谈了。报道援引专家的原话说，“《反垄断法》的法定管理机构需要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学家、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共同构建，甚至还需要一个专门的法院”。“《反垄断法》的执行最好成立一个不隶属于三大部委的独立机构。”并且还列举了外国的做法加以佐证。
我想说的是，法规的起草制定和法规的执行是两回事。在中国，国务院虽然有制定行政规章的“部门立法权”，但制定法律的权限却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拥有。《立法法》规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本身也可提出法律案。由此可见：《反垄断法》作为一项法律，是属于人大或其常委会立法权管辖范围内的；其起草（提出法律案）的工作，也不一定非得由政府行政部门主持不可，我国人大的法工委或其他专门委员会——甚至专门为此而成立的起草委员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出面牵头《反垄断法》的起草工作。
因此我建议，《反垄断法》的起草应走出误区，另辟蹊径，尝试由全国人大出面网罗一大批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共同组建一个专门的《反垄断法》起草委员会，在三大部委的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尽快拿出一个高质量的《反垄断法》法律案来，让这部全国人民翘望已久的基本法律尽早颁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