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相限制律师会见也是违法

　　□何 帆

　　刑事诉讼本身就是一门利益平衡的艺术。

　　据1月8日《法制日报》报道，宁夏银川市公安局看守所前些时出台了一个通知，要求前来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办案律 师必须出示《安排律师会见非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

书》。由于该通知有变相限制律师会见权的嫌疑，引起当地律师协 会的抗议。

　　有人或许要问，公安机关负责案件侦查与嫌犯羁押，律师通过公安机关申请会见，这些都是符合情理的事，为什么要 抗议呢？

　　其实，争议的关键点，在于“非涉密”三个字。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押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并由其解释 涉嫌罪名与代理申诉控告的权利。考虑到某些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法律规定在此类案件中，嫌疑人会见律师需经批准，其他案 件则无需批准，只要律师提出申请就应准许会见。

　　然而，出于一种天然的戒备心理，一些侦查机关都认为律师的提前介入，会扰乱侦查程序，对破案造成阻碍。即使是 非涉密案件，也会变着法把决定是否会见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上。

　　要求办案律师手持所谓通知书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也是这种限制手段之一。

　　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用下述方式变相限制律师会见权。

　　比如，扩张解释。由于法律未对“国家秘密”的含义精确定义，某些部门往往将有关材料或处理意见需要保密理解为 “国家秘密”，只要不愿律师会见，就以案件保密为由将律师拒之门外。一些部门甚至脱离法律条文，按照部门利益制订《× ×市公安局律师会见规定》一类的内部文件，规定认定何种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由本单位解释。

　　又比如，变相规避。为了防止律师在侦查环节中会见，个别侦查人员常常借监视居住之名，让犯罪嫌疑人自己出资， 在宾馆或招待所租房开展工作，直至案件移送起诉，才允许会见犯罪嫌疑人。名义上，犯罪嫌疑人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实际 却连会见律师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最后是，推诿拖延。多数公安机关均要求律师会见须经承办人审查、分管局长批准，认为这是规范化管理的要求。然 后，就以承办人不在、局长不在为理由进行拖延，一拖就是数以月计，等可以会见了，案子已经移送到检察院起诉去了。

　　刑事诉讼本身就是一门利益平衡的艺术。所以设置律师的审前介入环节，就是对弱者权利的救济，对力量失衡的调节 ，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即使是再十恶不赦的犯罪嫌疑人，当他成为阶下之囚，也当然地享有获得法律帮助、请人代为申诉控告 的权利。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也是法律赋予的权利。通过曲解法律否定这个权利，或者在实施中以回避或推诿的方式无形 地消解权利，本质上都是违法行为。

　　我们不否认，有某些律师利用会见的机会教唆嫌疑人做伪证，甚至串供与翻供。但是，这些大多属于行业自律层面的 问题，刑法也有针对性的条文，如果因为这类问题推翻整个律师会见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就显得本末倒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