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一段，划小省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网上甚至有许多人列出了划为四五十个省区的具体方案。为此，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特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撰文，对中国划小省区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周教授表示，他支持将部分省区根据相应的自然区域、文化区域和原有行政区划来划小，但他也指出，绝不适宜将划小政区当做一个运动来搞。
周振鹤称，十多年前，我就提议应该将省一级政区划到五十个左右，以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与降低行政成本。现在我依然是这个观点。但是在具体操作时我却认为应该从容慎重，成熟一个，划小一个，绝不适宜将划小政区当做一个运动来搞。
行政区划体系的核心是层级，其次是幅员与边界。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行政区划变迁的循环，就县级以上政区而言，从秦到魏晋南北朝800年，是从两级制变为三级制；隋改三级为二级，从隋到宋700年，又进行了第二轮从两级到三级的演变。元成为多级制，从元到民国初期650年，则实现从多级到两级的变化。就中央政府来说，主观愿望是层级越少越好，政令容易贯彻，下情容易上达。但层级过少，管理幅度就要增大。秦一代有郡级政区49个，管辖1000多个县，幅度适当，所以只要两级足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也想采用两级制，但国土面积比秦大了一倍，省的幅员都不小，管辖七八十或百来个县幅度实在太大，实行两级制有难度。所以两级制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就在省与县之间建立了专员公署，作为省的派出机构，以专区作为虚一级政区。
解放后，继承了这一体系，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地级市的大量出现，县以上政区成为实三级制，既降低行政效率，又提高了行政成本，实不可取。根本改革之路只有缩小省区，使每一省只辖四五十个县，这样就有取消地区与管县的地级市，从而实行两级制的可能。民国时期也曾想缩小省区，目的也是想最终能取消专区，恢复两级制。起初西康省、察哈尔与绥远、热河等省的设置，隐然已有此意，至于抗战胜利后东北划为九省，更是缩省的正式试点。但这一举措只是纸上谈兵，不及实行东北已经解放。所以从80年代末以来所出现的划小省区的主张实际上并非新点子，而是过去旧念头的重提。
他特别提醒说，划小省区是一件大事，不能草率从事。从历史经验看来，一个行政区范围的确定，必须有相应的自然区域作为依托，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区域作背景，更要照顾到原有行政区划的边界，否则不能长久维持。远的不说，即解放初平原省的设立，就缺乏自然与文化两方面的基础。三峡省的建立也是呼之欲出，而终于流产。反之，海南省因为自成一地理单元，建省也水到渠成，没有阻力。重庆直辖市的设置也是成功的例子，因为是按原有省地县政区的边界来划定的，未产生什么矛盾。而且在地理环境方面，川东山地与川西平原有明显的地貌差异，在历史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巴和以成都为中心的蜀，也有一定的文化差异，所以分为两个政区也顺理成章。当然重庆名为直辖市，实际上已是分省。3000万人口与8.2万平方公里的重庆市的出现，将四川省这一中国第一大省，一下子缩小到比较合理的程度。其他省区当然也可以采用类似办法，既不伤筋动骨，又取得较好效果。
他认为，行政区划改革有多种思路，即使减少层级一事，也有不止一种办法，上面说的缩小省区是一种，目的是端掉省县之间的地区一级。但说到底，无论行政区划如何改革，只要经济行为还受制于行政区划，就不会有完全成功的改革方案。只有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才能摆脱行政区划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行政区划不改革也无大碍。许多国家的行政区划基本上不变化，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们的行政区划却年年都有许多变动，就是为了调整政区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区。经济活动明显地受制于行政区划的例子随处可见，像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就是以九省加上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划体系作为合作基础的。过去的上海经济区，起初以长江三角洲10个较发达城市组成，突破了苏、浙、沪三个政区的界限，后来因为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以全省的范围加入，该经济区只能无疾而终。因此比行政区划改革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这也是划小省区不宜一哄而上的原因之一。（据中新社1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