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科学道德体系直面重构之痛

　　科学道德问题近些年来已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一大焦点问题。对科学道德的门槛限定，使最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成为颇令人注目的事情———

　　元旦刚过，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宣布，正式启动2005年院士增选工作。与此前相比，本次增选令人瞩目的变化是特别强调行为规范。工程院有关负责人介绍，院士、被提名人、提名单位和归口遴选部门，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高度重视道德和学风问题。院士

提名候选人时，必须对所提名的候选人的工程科学技术成就和科学道德等方面情况有确切的了解，要对所提供的候选人材料负责，并有责任在评审会中答复提问和对有关投诉信件作出回答和澄清。

　　在中国科技界，对科学道德问题的关注和规定，不仅仅涉及中国工程院，也不仅仅是从此次工程院院士增选开始。

　　道德底线难敌“成名成家”诱惑

　　近年来，科学道德问题已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一大焦点问题。

　　2004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完成了一份名为《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8宗罪，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

　　2004年下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存浩在英国《自然》杂志中文版特别增刊《中国之声Ⅱ》上，撰文揭露中国科技界目前存在科学道德问题，指出我国科学道德水平处于“滞后”阶段，科学道德建设则处于“爬坡”阶段。

　　据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受理项目约40900项，获资助申请者约6000人。1999年至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共收到科技工作者各类来信445件，其中，经监督委员会认定存在的科学不端行为有40余件。主要有四类：伪造数据占7％，弄虚作假占40％，剽窃占34％，重复申请、夸大表述原来的工作基础等其他行为占19％。

　　报告称，在一些曝光和处理的案例中，公然抄袭、剽窃、占有他人成果者有之，伪造学历、成果和经历者有之，篡改、编造实验数据者也有之。涉嫌人员不仅包括研究生、博士生之类的初级研究人员，还波及某些教授、博导、大学院长、校长甚至院士等资深研究人员和管理者。

　　报告还提及，中国广为披露的科学越轨事件，涉及项目申请和职称评定、研究实施、论文署名、成果发表、荣誉获取和分配、项目评审、科技评奖和同行评议、科研活动成果宣传等各个方面。为了“虚名”，不少科技工作者频频突破科学道德的底线。

　　“学术交易”击破“心若止水”宁静

　　有评论认为，社会的浮躁风气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学界的治学风气。同为学界中人，看到他人的腰包渐鼓，面对切实利益的诱惑，还有多少人可以心若止水，不为所动？于是，学术交易应运而生。

　　如果说一般的抄袭、拼凑和做“伪注”不过是单向的学术道德败坏行为，那么学术交易使学术同普通物品无异，可以自由买卖，买者和卖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互动，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学术腐败。

　　邹承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主要贡献者之一。20余年来，因坚持抨击学术腐败、呼吁科学道德被喻为“科技界真理斗士”。1981年，58岁的邹承鲁第一次在科学界鲜明地提出“科研道德”问题。此后的20多年，邹承鲁将反对科学腐败、维护科学道德作为他科研生涯中另一个重要责任。2001年，在那场“核酸风波”中，邹承鲁公开指责生化学会某专门委员会副秘书长为某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

　　对于科学家为商业广告作不切实际的宣传，以科学名义欺骗公众的行为，邹承鲁深恶痛绝。邹承鲁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表述了他的观点：因为做广告很难做到恰如其分，总有夸张的地方。同一类商品，只有你这个牌号里有这个好处，其他牌号都没有这个好处，这个话科学家很难判断，用你的名望去替某一个牌号做宣传总是不应该的。

　　此外，对利益的不当追逐还表现在部分科技工作者对资源的霸占和重复获取上。特别是一些已有一定学术成就，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科技工作者，兼任太多的社会和学术职务，如客座教授、名誉教授、顾问教授、兼职教授、委员会委员等等，整天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重复获取各类资源，如项目经费、房屋、汽车、工资、奖金等，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很少。

　　中国科学院学部第二届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北大校长许智宏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院士兼职太多。他举例说，有的院士在很多单位兼职，这样每个单位可能都会给他院士津贴。但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他很难同时全身心地为好几家单位服务。

　　“机构”“准则”难补审查惩处不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曾经痛心疾首地呼吁：院士群体作为中国科学精英的代表，应该以高出这一准则的标准要求自己，维护科学道德、维护学术尊严。科学家比任何人都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如果在这方面有所缺失，是科学界的大不幸。

　　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已成为全国科技界普遍关注的话题。科技界对于如何重构科学道德体系进行了种种努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98年12月10日建立了监督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学部于1997年10月成立了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2001年学部主席团积极支持广大院士自觉制订《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使其成为中国最高学术权威机构自我约束的第一份文件；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对一些违背科学道德与学风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对违规行为采取严肃的态度，绝不姑息迁就。

　　其中，2001年12月9日中国科学院向社会发布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就包括：坚持真理、反对弄虚作假；坚持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反对学术上的浮躁浮夸作风；坚决抵制科技界的腐败和违规行为；积极发扬学术民主，充分尊重学术领域中的不同意见，警惕和反对学霸作风等10条内容。这一准则颁布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媒体称这是“中国院士的十条戒律”。

　　但有悲观者指出，尽管有已诞生的针对科学道德问题的诸多机构和诸多戒律，但目前真正能够对科学道德问题进行审查惩处的机构寥寥无几，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道德委员会更多只能提出建议和倡导。更有院士尖锐地指出，道德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明显是暗箱操作。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中国科技界科学道德体系建设的重构之痛到底该经历怎样的历程，才能修成正果？

　　采访札记

　　体制已成道德爬坡瓶颈

　　中科院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存浩曾表示，科技界面临浮躁学风、学术失范现象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严峻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和社会经济转型期制度不健全、社会上出现不良观念和风气有关。

　　事实上，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渗透于科学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发表、评价任用、经费管理等过程之中。导致不良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的主观原因是对名利的不当追求，既与体制相关，又有科研人员自身的因素。

　　一方面，科研人员收入相对较低导致了不平衡心态和浮躁心态，在科技竞争、申报项目、成果评奖等活动中走“捷径”，漠视科学道德，是科学不端行为最主要的诱因。另一方面，科技界对成果与人才的过度量化、急功近利等管理方式，重数量，轻质量，也导致了学术价值和科学评价标准的失衡。另外，一些科教机构为调动科研积极性，片面追求显示度，不恰当地制定将项目、论文等与物质待遇直接、密切挂钩的分配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

　　有业内人士对于中国的科技体制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中国特有的“官本位”现象，导致了科技界“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与屈从”。由此，在资源与信誉分配、科学评价、学术争论等方面屈从于权力意志，损害良好学风；政府管理部门直接参与资源分配，因缺乏有效监控而招致权力滥用与腐败；管理部门利用职权追求“政绩”，使科技界浮躁风气滋生蔓延；“官本位”激励机制，使专业人员难以集中精力于专业能力的提高，而科研单位则把向管理部门输送“干部”作为获取资源的手段与途径。

　　中科院院士邹承鲁说，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经济，仍然是计划时代的产物。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会被体制延缓。

　　倘果真如此，中国科学道德体系的“爬坡”或许仍将会经历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