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章潜五教授领衔的一批专家学者，不久前以“日期不固定麻烦多”为由，发起倡议要“将春节固定在立春日”（1月11日《扬子晚报》）。在我看来，如果这一倡议果然能够以立法的形式得到通过，则不妨视作一种勇敢的文化上的挥刀自宫行为。勇敢是值得称赞的，但这里存在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自宫之后，能不能如章教授等所
愿练成“葵花宝典”尚属未知数，但我们从此变得不男不女却是肯定的了———我们真的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吗？
为了论证自己的建议是正确的，章教授列举了现在春节的种种“麻烦”，包括不便于月度统计和评估生产效益；影响教学计划的稳定统一；大批务工人员挤入春运人流的高峰；两会精神传达过迟容易延误年度任务，等等。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春节的日期不适当造成的，不如说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够或者管理不当造成的。比如“春运高峰”的问题，它主要是伴随着近年来“民工潮”的出现而出现的，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且可以预期的是，即便是调整了春节日期，这些问题仍然会存在，只不过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但这里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还在于，春节已经成了我们民族所剩无几的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符号，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我们民族的独特性，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一个标志，是我们彼此认同的图腾！一个中国人，无论他是身在故土还是异国他乡，也无论他平时的身份是学生、商人或者小职员，但只要到了春节，他都会还原为中国人。这样一个重要的图腾是不能因为“麻烦多”而妄加修改的。如果因为“麻烦多”就可以修改它的日期，那么从逻辑上说完全可以为了“避免麻烦”而干脆取消它。没有了春节，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呢？感恩节？圣诞节？还是复活节？
章教授等专家学者提出的理由多种多样，但其背后，都隐含着一种“理性的自负”心态：就是要用理性来衡量一切事物，或者更确切地说，用“合算与不合算”来衡量一切事物。如果不合算，就可以运用一切手段来予以摧毁。然而春节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是属于“理性不及”的范围的，也就是说是不能用合算与否来衡量的。历史证明，一种文化传统，如果不是明显地给公众带来不便，或是明显地危害公共安全，违反正义原则，就不能运用法律这类依托暴力的手段来禁止它。用法律的手段强制推行“新春节”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存在两个春节：一个是法律规定的春节，一个是民众自己认同的春节。近年来各大城市禁放鞭炮的覆辙在前，可不慎乎？
当然，这并不是说春节是完全不可改变的，而是说春节的改变应该是在与时携行的进程中，由千百万民众自发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章教授等“专家学者”当然有权利宣传自己的主张，但企图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强制改变，只能说是一种簪妄。
从根本上说，传统文化（包括节日）是我们的先人有效应对当时自然、社会、人生等诸问题的历史经验的积淀，是先人们以他们在当时环境下使自身生命生存、生活获得最大意义上的优化，并代代薪火相传，延续至今。对传统文化，现代人须持有客观同情的态度和必要的敬意，而不能自认为“理性”就擅自动刀动剪，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看，章教授等的观点看似振振有辞，实际上却早已在不知不觉间堕入了“理性与进步的蒙昧主义”陷阱之中———不知章教授等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