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彪
据1月13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54家在华跨国公司，针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可能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准备联合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一份报告，要求“取消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应有一个5到10年的过渡期”。这54家跨国公司，每一家拿出来都是名头响当当的超级大企业。
这一事件毋庸置疑的一点是，54家在华跨国公司的上书是出于企业的趋利本能，目的在维护原先优惠政策下的实惠，也即既得利益。
这些在华跨国公司之所以有此“豪举”、“底气十足”，是建立在它们对投资地经济发展及财税收入具有非同一般影响基础上的。由于这些跨国公司的进驻，所在地经济发展及财税收入大获裨益，因而它们如果选择离开，对当地经济发展乃至各项事业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可以想见。因而可以说，尽管向政府反映自身意愿本身并无不可，但也不能说这里面就绝无丝毫“要挟”的意味。
而这背后隐藏的更令人担忧因素在于，有的地方的经济发展似乎已然呈现出些许“拉美化”倾向。
所谓“拉美化”的实质就是以牺牲本国经济为代价来实现阶段性而非长久性的快速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一些国家走上“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给予优惠政策等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外资的进入令拉美国家GDP在短期内高速增长，但当全球产业风向一转，跨国公司纷纷把投资抽出转向其他国家后，这些国家迅速出现经济衰退。
但“拉美化”却并非仅是拉美国家才会有的独特现象。最近公布的《2004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就提出，要警惕对“外源型经济崇拜”与“内源型经济歧视”，要注意广东经济的“拉美化”倾向。报告指出，从GDP角度看，近年来广东经济增长总量较大，但2003年广东生产总值中有2300亿元的财富属于非本地居民，这部分近几年一直占全省GDP的20％左右（1月4日《华南新闻》）。
在“拉美化”程度严重的国家，国际垄断资本把大量利润带回母国，导致经济剩余所剩无几，从而造成投资国“增长而不发展”的怪现象。外国资本的涌入也几乎不太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因而一些国家与地区尽管GDP增长较快，但当地工业化发展却并不相应迅速，许多行业的本国企业技术进步不明显，自主产品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仍然缺乏竞争力。以大量优惠政策为代价吸引外资，还加重本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影响、制约它们的发展壮大。一些国家的民营企业难以与外资企业相抗衡，不能说毫无这方面的影响。另外，由于外资掌握了投资地的经济命脉，因而一旦它们物色到更加有利可图的国家与地区，开始大量转移投资资金时，则原先投资地的经济就要受到重创，甚至因此而发生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
尽管现在把我国和拉美简单比较尚失之于草率，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的发展亦然。1月7日《国际先驱导报》就报道，2004年的中国因出现“民工荒”、“电荒”、基础资源涨价等问题，给人以“中国正变得不再‘廉价’”的印象。而廉价劳动力和良好投资环境并非中国独有，外资也并非“非中国不来”，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引进外资上紧追中国，因而不能说在我国的部分外资没有出现投资转向的可能。因而不能不从现在起就通过政策调整对外资流失可能带来的冲击力早加防范。首先在思想观念上要剔除盲目的“外源型经济崇拜”，其次，除要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外，更要尽力加快“内源型经济”的发展步伐，提高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撤销对于本土企业的歧视性政策，给它们以公平发展权利与机会。只有降低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比重，建立以“内源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才能使国家与民族经济长足进展发展，也才能防范可能发生的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