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社会记录：我的兄弟姐妹(3)

　　主持人阿丘

　　违反政策也要招呼二胎的人，据说在沿海一些城市零零星星地出现了，现在，上海市人口与计生委的孙主任也证实，这种情形上海也有一些。在《新闻周刊》上，这些家庭被称为--高素质的超生“富贵兵团”。这兵团里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海

归派、或者是其他经济条件较好的“薪富”阶层，这个薪是薪水的薪，我意会啊是指高级白领们。对于这个兵团，上海市人口与计生委的孙主任有他们的处理方法。

　　现场采访上海市人口与计生委孙主任

　　孙主任：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政策也没有不允许他，他如果，他觉得我这个家庭，现在实力很强，他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觉得有两个孩子，更理想，那么他觉得我有这个实力，我可以支付社会抚养费，那么他可以做，但是这里面有一条，就是原来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你作为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违反这项政策，你如果作为个体户、企业家，你要进行适度的调整，你觉得家庭的实力很强，可以生两个孩子，我觉得我们也是要人性化的管理，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想，现在很多的，有的生了第二个然后来认罚款。就是我们说的征收抚养费，他来主动的交社会抚养费，他询问你要多少，大概的测算一下，然后就交了，就没有事了。

　　主持人阿丘：

　　没事了，呵呵，听上去孙主任这真是一句轻描淡写，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委的，容我略作解释。孙主任告诉我的同事说，随着这些年计生工作成果的逐渐显著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我国计生工作也在人性化服务上对自身提高了要求，比如说罚款这个词现在就被彻底删除了，代替它的是“社会抚养费”。这听上去显然是舒服得多了。原来计生工作强调的是管理，现在也逐步变成了服务。孙副主任说上海市人口与计生委在徐汇区还创办了全国首个家庭生育计划指导室，目前正在全市推广。这工作室的主要职能不是监管，而是科学指导那些进入育龄的夫妻该怎样生，什么时候生，帮助你做出合理的生育计划。

　　不过同时孙主任又强调说，方法是方法，原则并没有改变，该缴的钱，一个也不能少。--该缴多少呢？我查到了相关政策，您听听啊，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在上海，以子女出生前一年上海全市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再乘以3。以2003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867元换算，这意味着在2004年，某一个上海的普通城市家庭违法生二胎，至少要缴纳4万多元。

　　影像资料：上海的大都市外景

　　主持人阿丘：

　　四万，我觉得--不知道您怎么看啊，对一个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来说，只怕都不会是一个小数字吧？有如此实力如此魄力的家庭究竟有几家呢？这个数字现在已经是多少？还会有多少潜在增量？这只是极少数的个案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呢？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问号诸多。我四处搜寻，很遗憾到目前我尚未找到可供参考的数据。能找到的是去年9到10月，有关媒体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和"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的报道，发现这方面的探讨似乎还没有被提出。也就是说，我斗胆说一句啊，即使为二胎缴纳高额社会抚养费也在所不惜的行为，到目前为止，有关方面还有学术界对这类人群的和现象的测评似乎还是一个盲区，按说这样的家庭恐怕不该被忽略的，因为正是这样家庭的出现，才显然更加剧了讨论的声音。其实，关于二胎问题学术界的讨论也存在，但是大家非常谨慎，还处在研究阶段。

　　现场采访上海市人口协会会长桂世勋

　　桂世勋：那么我曾经在去年十月份上海召开的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我就提出，实际上给了一个时间表，我说最好是2016年，也就是我们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实施的时候开始调整比较好，就普遍允许每户生两个孩子，那么有一些传媒，不完全了解我的全部的意思，所以他们在报道上可能有些片面，我主要是出自于这样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主要就是2016年以后处于20到29岁的女性人口，我们讲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口，他进入一个大幅度减少的日期，这个时期我们如果允许生两个，肯定会多增加一些出生人口，但是他不会什么呢，在这个整个出生数的均衡发展来讲，不会引起更大起大落的，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比较好

　　第二个理由就是应该考虑到我们现在独生子女父母他们大部分都是80年以后响应国家号召，牺牲生了一个孩子，2005年以后，他们逐步逐步大批进入到老年，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解决他们的照料问题，为了解决社会的负担，我们应该考虑2016年已经调查普遍允许生两个孩子，那么必然使得这些孩子到2040年的时候，他们就是20岁，20岁左右的，可以协助父母更好的照料祖辈，就是现在的独生子女父母。

　　第三个理由就是考虑到我们国家劳动年龄高峰，我们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峰，根据我们的预测，联合国的预测，其他的预测都表明了就是这个是指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那么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或者劳动适龄人口这个数来讲话，我们在2000年普查的是8亿3千万，但是2005年到2025年我们都超过9亿，那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高峰期维持20年，即为我们国家提供的很丰富的人力资源，也使得我们有可能利用这个所谓人口这样一个时机加快发展经过。

　　主持人阿丘

　　也有激烈反对的意见。我给您念念《人民日报》评论员刘成友的文章：反对者指出，目前我国人口总量控制只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我国人口基数大，群众的生育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一旦放松生育政策，就可能引起出生率迅速反弹。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是为控制人口总量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而以多生来对付老龄化，无异于饮鸩止渴。 文章中还说：两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调整与不调整，哪个付出的代价将更大？有没有一个可以进行量化和估算的指标？在两者之间，可不可以找出一个折衷的、调和的或者是过渡的方案，把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

　　算到今天，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30多年了，30多年来这项基本国策走过的道路可谓是崎岖不平啊。我记得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曾经对计生工作人员的形象有过非常性情的描摹，他说：我们正在从过去那种“可恨的人可怜的人逐步地变成了可爱的人了。”我听到这番话，真是感触良多，估计您恐怕也有同感。还记得7天前第十三亿位公民降生的那个早晨吗？

　　主持人阿丘

　　尽管目前我国的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长，但由于多年来严格不懈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第十三亿位公民的到来已经推迟了整整4年。而世界60亿人口日也因中国的贡献推迟了4年。而更加令人深思更让人欣慰的是，在30多年里计划生育用科学引导着人们逐渐改进了人口观和生育观。

　　专家提醒我们，迫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国策必须保持雷打不动。从学术研究到政策的出台仍然会有长时间的研究和论证过程。但关键是，从目前的争论以及为此而开展的研究论证中，人们能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的一些讯号和变化。

　　这种变化体现在从控制人口总量到对人口结构的关注。在从重视人口数量到重视人口质量。

　　这种对质量的重视，本质上强调了对人，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这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正逐步贯穿在当前政府决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好，谢谢收看社会记录！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周一至周五23：30首播，次日4：40，16：30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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