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巍青
两年前，出身贫寒的巴西政治家席尔瓦当选巴西总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席尔瓦童年时期曾在街头靠擦鞋为生，于是有人揣测，席尔瓦的政策议程会首先关注擦鞋童，而不是资本家。席尔瓦没有读过大学，于是有人担心，这位草根出身、不具有高等学历的新总统能否与国际上流社会相处融洽。
事情的发展当然并不如舆论所猜测的那样简单和极端，否则政治就真的像木偶戏了。但是不能否认，重要政治人物的背景如出身、经历、教育程度等等，是具有符号意义的。政治家的个人背景与其执政风格、政策取向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这在观察家、预言家、史学家、传记作家、媒体以及公众那里，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因此不难明白，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重要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最近，全国8个省(区)、2个国家总局、1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发生变动。人事变动涉及18人，其中14人履新，4人退休。履新的14人中，5人的教育背景是理工科，其余的都是文科，相比而言，文科背景的占了将近七成。
有专家评论说，中国政府高级干部的学历背景，正在经历从工程师向经济学者再向法学学者的代际转换。后面两种类型的学者，可以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而这种代际转换，“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更具体一点说，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直接”管制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相对被边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作用上升，他们有能力更多地运用法律和政策的杠杆进行调控。
这样的观察对不对呢？首先应当肯定，高级官员的学科背景转换，的确隐含了治国方略的调整。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积极意义。但是，对于这种积极意义既不必无限夸大，更不应该作简单化的理解。我们终究不可以断言，文科出身的官员就一定懂得社会管理，理工科背景的就只能做工程建设。在我看来，我们更加应该关注的不是哪一个人学过什么，而是应该关注知识，既要关注知识的功用，又要关注知识的公正。前者的意思是，要努力发展和掌握对于社会有用的知识。后者的意思是，知识不仅是为官员或管理者提供的，知识应当面向所有的社会成员。这个道理，可略述如下。
中国虽然有悠久的文明史，但是没有在本土发展出近代意义的科学。1949年之后，我们又经历了一个蔑视科学、蔑视知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当红卫兵忙于造反的时候，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为人类迈出了一大步。如此尖锐的对比和沉重的教训，使中国在拨乱反正之后，极度渴盼“科学的春天”。在这种背景下，大批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官员进入政府领导层。虽然在外国观察家眼里这种现象比较奇特，但是从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来看却是很自然的。
正如许多分析已经指出的，虽然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但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单纯的自然科学视角，不足以承担分析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任务。中国在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因为来不及顾及而积累下来的问题与矛盾，已经到了一个可能导致社会断裂的危险程度。如何使发展有利于社会和谐与幸福，显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
中国社会因此急切呼唤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需要有这些方面的知识、洞察和人文价值观念。从这样一个角度看，政府作为管理者，作为社会发展的推进器，它本身需要有知识结构上的更新。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的认识和必要的布局。上述报道中，履新官员的知识背景转换，反映了这种认识和布局，因此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使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一段时间，政府的施政取向上，将更加着力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但是，从知识与社会、知识与政治、知识与经济、知识与管理等等的相互关系上看，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来看，政府官员的学科背景并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问题，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重要而永恒的问题在于知识的发展、普及和应用。我们把官员的学科背景看做一个符号，它的意义在于鼓励对于知识的理解、尊重和掌握。但是不能由此而陷入误区，以为知识就是仅仅为政府和管理而服务的。在关于政府官员的知识背景的讨论中，很容易就会陷入这样的误区。
事实上，虽然法官应该是学习过法律的，但是，法律却不是为法官服务的，法律是一视同仁为所有社会成员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可以把经济学、法学等等叫做什么“社会管理型”知识。即便是政治科学也不仅仅是“为政府服务”的科学，它同时是关于怎样做一个现代公民的知识和学问。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政府官员的知识背景，也要重视公民的知识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教育，发展和普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知识，是一个更加需要关注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