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大圣才是孙悟空原型

　　“顺昌说”又爆猛料

　　集五兄弟姐妹本领于一身

　　早报记者赵伟陈雷林加华实习记者黄小玲

　　顺昌县博物馆馆长王益民研究认为，孙悟空的原型不是齐天大圣，而是其弟通天大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王益民考证，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的剧情框架和吴承恩的《西游记》相近，但情节不同。剧中有一段孙行者的自白：“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骊山老母，二妹巫枝祗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

　　王益民提醒称，读者应仔细品味这段文字，孙行者自白中称齐天大圣为“大兄”，而谦称自己为“小圣”。

　　他还举出了相当证据：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这样的兄弟排序和墓葬中兄长齐天大圣居左为尊不谋而合，而墓葬上“宝峰”则明确地点明了这兄弟二人都是顺昌人氏。

　　从“通天大圣”乃齐天大圣之原形来分析，该墓早于吴承恩《西游记》成书时间已很显然。即使按已知的吴承恩先生生卒资料来分析，亦支持上述观点。

　　王益民认为，若以目前发现的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为期限来分析，此合葬神墓则早于吴承恩的《西游记》成书时间近两个世纪。

　　在他看来，吴承恩为刻画人物个性之需，才把齐天大圣的名号用到了通天大圣头上，且兄弟姊妹的本事都集中到了小说中的齐天大圣一人身上，而埋没了通天大圣等其他兄弟姊妹。五兄弟姊妹出生地宝山也成为吴承恩《西游记》的真实场景。

　　对此，王益民还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问题。

　　为何漏葬另外三人？

　　孙行者既有兄弟姊妹多人，因何却是他俩兄弟合葬于此，其中必有奥妙，这又给我们引出一个公案，有待今后再作考证。

　　双圣合葬神墓是当地民间对所崇拜的神灵人格化的重要实物鉴证。人们依据世间的某些现象创造了神，又把神人格化，民族化，本土化，并根据现实需要去改变、塑造他，这在我国民间信仰和古代文学作品中已不鲜见。

　　年代推断元明时期

　　南天门建筑面积约120平方米，建筑主体塌损严重。王益民和其他文物工作者在塌落的古建筑石构件上，先期考察发现了下列阴刻纪年铭文：“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戊申岁六月吉日良时重修”字样。近期，他们又先后在遗址周围发现了早期的石构件及“开山劝首承奉叩谢”和“时大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岁次辛未八月二十……”等阴刻纪年款，以及早期构件上的浮雕石佛造像等。

　　王益民认为，据上述纪年文字以及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石构件和宝山寺大殿的始建年代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等进行分析考察，该组建筑应为始建年代不晚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元末明初之建筑。

　　左“齐天”右“通天”

　　双圣庙建筑面积约18平方米，原仿木石质庙顶已毁，现存乃后世改加。庙内孙行者供像（后加）之后，是一座并立着两块石碑的古代合葬神墓。

　　该墓形制和顺昌当地狮峰寺僧人墓群中明代同期石构古墓相似。墓形呈八字形外撇，墓宽2.9米，深1.3米。墓顶是一石制墓首（墓顶石），呈屋脊状，中央雕刻葫芦形“脊刹”，两端“脊吻”大致呈鱼尾状上翘，长0.76米，高0.25米。类似的墓顶石，王益民在闽东、闽北光泽、武夷山、浦城和闽东宁德等地的古墓上多次见到。

　　墓顶石前并立的两块墓碑间距0.18米。左碑宽0.3米，高0.8米，厚0.12米，半圆弧碑顶，碑额浮雕一授带法螺法器图案，法螺呈牛角状。碑文为上方横行阴刻“宝峰”二个楷书小字，中间竖行阴刻“齐天大圣”四个楷书大字，大字下端横行阴刻“神位”二个小字，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装饰。右碑宽0.33米，高0.8米，碑厚0.11米，桃尖形碑顶，碑额浮雕花卉图案，碑文竖行阴刻“通天大圣”四个楷书大字，大字下端横行阴刻“神位”两个小字，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花纹。两通石碑正立在高出地面0.43米的墓台上。

　　宝山寺大圣庙的神墓碑是齐天大圣在左，这与古代的礼仪习俗座次以左为尊，以及当地民间习俗中的排序习惯相符。且两块石碑中“齐天大圣”碑上方有“宝峰”二字，“通天大圣”碑则略去此二字，弟从兄意便自然不难理解。再从两碑的装饰图案看，“齐天大圣”碑较之“通天大圣”碑亦明显更加丰富讲究。这些都和上述历史文献资料《西游记》杂剧的记述相吻合。

　　古书考证

　　闽北刻书始于五代，后随着读书应试风气与日盛行，再加上闽北造纸原料丰富，所以刻书业鼎盛于宋元明。

　　宋代建阳麻沙书坊，印刷户达数千户，刻书千余种。刻书，印刷数量均居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首。号称“图书之府”，为全国三大书坊之一。

　　“宋代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阳为最。”（叶德辉《书林清话》）

　　坊刻书籍，内容丰富，各类经书和类书，印数甚多，明嘉靖《建阳县志》称：当时的麻沙、崇化“五经四书，泽满天下，人称小鲁。”所刻之书俗称“建本”或“麻沙本”。同时还大量印行各类名人文集、诗选和工具书。

　　《西游记平话》

　　学者发现一部明初的书籍———《朴通事彦解》，该书记载了朴通事（翻译）所了解的中国风俗人情。其中，朴通事记叙了他所见到的《西游记平话》，该书应出于元明之际。据学者分析，该书已具备西游记故事雏形。

　　徐晓望先生认为，元代建阳出版了一系列的《平话》，《西游记平话》应为其中的产品之一。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此外，徐晓望先生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使用福建方言，应是福建人的作品。

　　王益民研究时用家乡建瓯、顺昌一带方言对所列例句进行考察亦产生同感。这部小说中的一些语言习惯明显还在当今闽北方言沿用，例如：《入大梵天宫第三》中有一句：“法师曾知两回死处无？”等句尾无字疑问句。这种语法顺昌当地及周边的建瓯、将乐、南平土语中至今保留。

　　且徐晓望先生所列的该书的其他一些语言：“寺中都无一人”；“借汝威光，同往赴斋否？”；“我将为无人会使此法”；“虽有虎狼虫兽，见人全不伤残”；“次日入一园，都无一人”；“至今由怕”；“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这些文句，正是典型的当地土话，王益民用土语对照朗读，十分契合顺畅。

　　王益民认为，由此看来，该书作者应有在闽北语境的生活经历。

　　《取经诗话》

　　约在宋元之际建阳书商开始出版小说。刻书业的发达，对闽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当时出版的能量分析，建阳很可能出过《取经诗话》，当然，确切的情况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建阳出版的书籍很早就向外出口，南京赵汝适所著《诸蕃志》一书记载的中国出口货物中，即有“建本文字”一项，可见，建阳出版物在海外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