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另类艺人的另类人生

　　他的户口簿上，“性别“一栏常年空白。别人认为他是“大老爷们”，他本人却更愿意以“女人”自居。在舞台上，他将梅艳芳的《女人花》演绎得如泣如诉；在生活中，他孤独寂寞，孑然一生。

　　悲苦身世

　　初次见他，是2002年的一个夏夜。太原柳巷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忽然一阵骚动，有人尖叫：“人妖！人妖！”众人纷纷侧目，只见一个打扮妖艳的“女郎”，双目顾盼。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围剿”，“女郎”嫣然一笑，飘然而去。

　　好奇的围观人群中，也有我。

　　打车回家，出租车司机和我闲聊。“看见那个人妖了吧？我一个哥儿们和他认识。”我窃喜，采访线索得来全不费工夫。

　　几天后，在太原市鸿峰花园的一处寓所，我再次见到了他。

　　欧阳咪咪，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艺术”。他告诉我，这是花了大价钱请人起的。他本名叫张和平，生在张家口、长在大同，上世纪90年代“投身”太原娱乐界，以“人妖”身份逐渐闯出一片天地后，深感张和平这个“硬邦邦”的名字，与自己格格不入，便开始了浩大复杂的“包装工程”。改名是他“脱胎换骨”的第一步。

　　他说自己有天生的“女人情结”。从小，家人总喜欢把他打扮成女娃娃，穿花衣，扎小辫，抹红脸蛋。走到哪儿，别人都夸他是个“俊丫头”，他也就将错就错，从来不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每次见面，不到十分钟，咪咪的话题就拐到了不幸的家史上。这是他的一块儿心病。

　　8岁那年，父母离婚，母亲另嫁，父亲很快为他找了后妈。咪咪的苦日子从此“拉开了序幕”。好几次，父亲把他的衣服脱光，操起棍子死命地打。后来，他逃离了家，在火车站过夜。咪咪说，一个下着大雪的晚上，只穿了一件单衣的他，想死的心都有。后来，“欧阳咪咪”在太原市各娱乐场所逐渐小有名气。2003年元旦，我应邀去看他演出。两个染着黄发的年轻男徒一左一右，为他提化妆箱和演出服，他们极力学着咪咪的样子，目不斜视。

　　那一次，咪咪演唱了一首《烛光里的妈妈》。唱着唱着，咪咪忽然有了哭音。我诧异地看，咪咪先是哽咽，后来竟大放悲声。

　　曲终人散，咪咪请我吃夜宵。他用一块儿精致的手帕拍着浮肿的眼皮，对我说，根本不能唱那些和母爱有关的歌曲。一唱，就想起了那个雪夜、想起了父亲的棍棒、想起了后妈的脸。

　　15岁时，后妈嫌咪咪吃闲饭，逼着他考进山西一个晋剧团，从跑龙套开始，每月15元的补贴。整个剧团里，咪咪是最特殊的，不仅在舞台上男扮女装，专攻青衣花旦，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长发红唇喇叭裤。生活是设计师。咪咪像背课文一样地总结说，正是这个多灾多难的“设计师”将他推入了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妖不妖的境地。闯江湖的日子久了，咪咪精通了很多谋生之道。他把我的名片时刻装在身上，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向人炫耀：“瞧瞧，记者，大同老乡，笔头硬着呢。”

　　红粉男人

　　这天深夜，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我知道是咪咪的。认识的人中只有他的白天从深夜开始，半夜给人打电话，很正常。电话里，他的嗓音有点颤抖，在太原河西的一个娱乐城他被扣了。

　　不想去，但不能不去。打车赶过去，老远看到他正在保安室被几个穿制服的人推来搡去，他的手急速地比画着，看到我进来，一下把声音提到了高八度：“你们凭什么扣人？”质问完，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像遇见救星一样：“大记者，你可要给我作主呀！”一男子将我叫到一旁，愤愤不平地控诉—————我们这里是正经地方，哪能让这些不三不四的货色坏了名声，今天一定不能放了他。咪咪闻讯，哭声更大。我赔着笑脸再三向队长求情，别人也在一旁帮腔，“犯得着和这种人计较吗？”这句话显然非常见效，队长不耐烦地挥挥手，将我们赶了出来。

　　作为报答，咪咪首次向我报料：他曾经结过婚，和一个女的。那年他23岁，对女性还不太抗拒。他到哪里演出，一个叫桂花的女孩儿就跟到哪里，看他时，眼神里充满了爱慕。咪咪也挺喜欢她，两情相悦，他们就好上了。桂花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儿，今年已经16岁，但她从来没有认过自己这个父亲。桂花和他离婚后，也彻底断了联系。咪咪说，她们以他为耻，不愿与他为伍。

　　咪咪究竟是如何“由男到女”的？其“标志性”事件是什么？这些问题，我多次向他探问、套问，均无果。

　　又是一个深夜，他又打电话。还是那一口大同味的普通话。他说，你过来吧，我全告诉你。在平阳路一个咖啡屋里，就他一个人，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几个百威啤酒的空瓶在台子上东倒西歪。

　　听后才知道，曾经“浮想联翩”的某个过程其实平平淡淡。婚后一年，他开始在青岛、济南等地走穴。由于他的通俗歌曲、小品、笑话、戏曲样样拿手，渐渐地，便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他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有人介绍他去了青岛“北方人妖艺术发展中心”。那里，包括团长在内的所有成员全部是泰国人妖。几个月的耳濡目染，他逐渐接受了使自己更“女人”的方式：开始定期打激素。

　　两个月后，他百感交集地发现，皮肤细腻了，汗毛脱落了，喉结也缩了回去。

　　那是1985年，咪咪局部告别了“男儿身”。尽管一切源于自愿，他仍然偷偷哭了好几回。他对自己说，张和平，你没有退路了，从此以后就不是你想不想，而是必须做女人了。

　　别样凄凉

　　2004年，咪咪仍然经常打来电话，在我熟睡的时候；偶尔，我也打电话给他，在他“养精蓄锐“的白天。我以为，和他的交往也该慢慢结束了。

　　圣诞节那天下午，我结束采访，路过鸿峰花园。忽然心里一动，咪咪怎么样了，到他家看看去。电话通了，一听便知其人仍在梦中，声音慵懒而迟疑：“来吧”。

　　远远地，一种脂粉味道扑鼻而来，各种空酒瓶站的、躺的，堆满了过道。咪咪因为我的造访，正在手忙脚乱地打粉底，打了一半的脸半明半暗，我想笑，终于没笑出来。卸下面具的咪咪比三年前见老了不少，细细的皱纹爬满了眼角。他用大同话责备我，“老乡，你把我说忘就忘了。”接下来的节目是吃饭。咪咪端起一碗米，叹了口气又放下了。他没头没脑地说，“你信不信，我将来绝没有好下场。”好好的怎么说这些丧气话？咪咪不管不顾，“你看着吧，我老了以后不是服毒自尽，就是沿街乞讨。”说完竟莫名其妙地埋头痛哭。

　　我知道咪咪，知道他的苦—————他渴望成为女人，但毕竟不是女人。舞台上的他竭力展示风情，生活中的他却形单影只，倍感凄凉—————1997年来到太原后，咪咪几乎转遍了太原市各大娱乐场所，几年的摸爬滚打，其中的“无情无耻”让他伤痕累累。客人不把他当人，就连“同行”也对他横竖瞧不上眼，稍微多拿些小费，她们马上窃窃私语，然后冲着地面“呸！”一声，好像一说起他，就要把她们的嘴玷污了一样。跟随他在各处辗转得久了，亲眼目睹他的每一次登台，都可谓“含泪而歌，滴血而舞”。多少次，歌城保安只要远远见到他，便进入“一级战备”，对他“严防死守”，严禁入内。

　　某次在尖草坪的一家音乐茶座，一个肥头大耳的客人招呼他过去陪酒，他婉言谢绝。客人扬手一个耳光。

　　挨了打，他的表演还不能停止，只好咽下泪水赔着笑脸继续演唱：“谁叫我是一个舞女？满腹辛酸向谁诉说……”

　　几年前，咪咪倾尽所有，在鸿峰花园买了一套房子。他说，这座房子的每一块砖都浸透着他的血泪。

　　几年中，咪咪带过不少徒弟，“三儿”是被认为“最有良心”的一个，每次去咪咪家，这个沉默寡言的男子给我倒过水后，就钻到了自己房间。后来，三儿有了个女朋友，两人在我和咪咪面前说说笑笑，咪咪触景生情，心烦意乱，歇斯底里地和他们吵，最后把他们赶出了家门。“三儿”拉着女朋友头也不回地走了，咪咪则嚎啕大哭。

　　几天后，他实在受不了孤零零在家的滋味，又硬着头皮给三儿打电话，两人重归于好。如是反复多次。

　　2004年的这个圣诞节，咪咪的情绪十分低落。当他与我哭诉伤心往事时，三儿面无表情，只顾独酌独饮。说到后来，咪咪双手掩面，泣不成声，“真不知道哪种死法最好？”“跳楼，最保险。”三儿接话。咪咪站起身，筷子“啪”地一声甩到地上。

　　夜色已深，我与咪咪无语道别。

　　月光下，倚墙而立的咪咪引得路人纷纷侧目。我看着他，想着三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想着三年来他从不向我隐瞒的悲喜与荣辱，想着他三年中深埋心底的梦想与挣扎，真不知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又会怎样走下去。本报记者(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网络编辑：郭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