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万元成为“中产”门槛？

　　6万元成为中产门槛？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综合处处长程学斌给出了目前的最新结论

　　【本报讯 】谁是“中产”？中国社科院研究者张宛丽认为，对于这个群体“社会意义”的评价，远远超过对于其具体收入的考量。

　　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综合处处长程学斌给出了国家统计局目前的最新结论———6万元～

50万元。

　　30万份调查问卷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30万份问卷，有效问卷263584份，诸多的数据分析之后，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年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这次历时4个多月的抽样调查，最终的数字结论是否值得信赖？

　　程学斌用另一种计算解答这种疑惑，“假定完成一份问卷的成本是20元，30万份样本，仅仅最低人工费的支出就是600万元。不仅如此，沿海和东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完成一份问卷，没有40元根本下不来。”程学斌反问，“如果不是为了最真实的数据，有必要动用这么大的调查规模吗？”

　　程学斌说，原本他们想定的名称是“中产阶层研究”，“考虑了多种因素”，最后还是选择了“中等收入群体这个十八大报告里的说法”。而只选择城市，放弃农村的样本调查，同样是考虑到中国中产阶层研究的特殊性，“这个群体在城市的比例和现实性远远大于农村”，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城市社会成员中收入丰厚的家庭群体”，这是国家统计局给出的界定，相对简单，将“收入”作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显然让他们对于这个群体的描述完全具备可“数字化”的特性。

　　把“中产”数字化

　　“6万元～50万元”标准，程学斌解释，“并不只是一个单向的推导，也是用结果验证了的”。记者仔细询问了这一数据的推导过程发现，这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推导，作为任何一个非核心权力机构，甚至无法来验证它。

　　测算的起点还是透明的，来自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

　　GDP起点和上限，分别为3470美元和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相应的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首先是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程学斌说，这两者之间有着相应的比例关系。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研究，2004年，GDP的增长为9.5%左右，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为8.5%左右。第二重换算是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这种换算存在的问题是，汇率仅仅只是一个国家货币的价格水平，它代表的只是国家进出口水平和竞争的平衡点，并非真实的购买力。所以还有第三重最为关键的换算指标———购买力评价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在中国同样的生活水平，换算成其他国家需要多少钱？但是对于这个最重要的指标，程学斌只能表示歉意，因为“这个指标在我国是保密的，不能公布”。

　　程学斌也承认，关于购买力评价标准，我国和西方国家的计算存在差异。1993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其根据购买力评价法重新估算的结果，199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3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4740亿美元，在总量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排名世界第三。这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海外报刊如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英国《经济学家》等有影响的报刊都对这一新闻作了突出报道和评论。一时间，中国一跃而被捧为世界经济巨人。

　　同样，用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经济实力，美国政府有一年计算整个经济实力排名是这样的，中国GDP已经达到6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60%，相当于日本GDP的1.7倍，相当于德国的2.7倍，相当于英国的4倍，英国GDP总量是1.5万亿。根据三重换算得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高收入省份中的10%高收入组的收入水平是最低收入省份的2.5倍，所以，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为6万～50万。

　　只是因为购买力评价标准的保密，验证推算的努力显然无法再继续下去。这种难题，对张宛丽这样的研究者而言也无可奈何，“我的一个同事，在国外参加一个会议，就曾经被国外的学者追问某些统计数据的来源的推算，那种情况当然很尴尬”。

　　“忽然中产”的想象

　　事实上，263584份有效样本的最后结果在标准的确立中同样重要，重要到甚至并不需要取得那个保密的购买力评价标准，和几重复杂推算，同样可以得出相同结论。

　　程学斌说，最后确定标准，“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定成6万元，“那很多人努努力就可以看到希望了”，而且按照这个标准推算，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为45%。

　　即便是考虑到了城市之间的差异，6万到50万家庭年收入的界限，看起来的确是让人充满希望的“中产”指标。但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界定中，收入并不能成为被强调的起点。吕大乐说，就中国香港而言，月薪2万到5万港币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这并不等同于你就成了中产阶级”，“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你的消费方式，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负资产”是吕大乐描述过的香港资产阶级在金融危机中的必然结果。

　　在这样的评价标准中，吕大乐认为，香港的中产阶级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到25%。吕大乐甚至还认为，即便是被称作有着庞大稳定的中产阶级的美国，按照他们的评价标准，中产阶级的比例也不过是30%到4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