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时空:“让爱在灰烬里重生”

　　一起因当事人经济困顿而使赔偿诉求迟迟得不到实现的精神损害案件，因为一群年青大学生的仗义执言而重新有了希望；一对已经挣扎在绝境边缘的不幸打工夫妇，因为学子们的爱心呵护和慷慨救助而再次对生活有了信心。这是一件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法律援助案例。平凡的是它和其他普通的援助案例相比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不平凡的是援助者是一群正在求学、经济尚未自立的大学生。他们竭尽所能地用自己的爱心、专业知识和智慧，给了苦苦挣扎的打工夫妇诸多法律上、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关怀与帮助。

　　“让爱在灰烬里重生”

　　李云舒 闻澜

　　2004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北京昌平校区门口，一对风尘仆仆且衣衫褴褛的中年夫妇想要进入校园里“找那个曾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的滕彪老师”，但面对保安的阻拦，他们不知所措。

　　那女的一看便知是精神不正常，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我没有犯法，没有犯法……”那男的也是一脸的无奈与迷茫，一身的风尘，破旧的包裹让他们显得分外狼狈。

　　下课时间到了，几个年轻的学子停下匆匆的步伐，在夫妇面前驻足。

　　这一停，带来了探求正义的辛苦与奔忙，这一停，牵动了社会无数根敏感的神经。

　　“只想尽可能地帮他们”

　　这对中年夫妇便是王建国和薛宝玲，他们从广西南宁不远万里来到北京，要找中国政法大学的滕彪老师———这也是在广西大学法学院学生的指点下，他们才知道了滕彪这个人，知道“滕彪他们在2003年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

　　夫妇俩在校园大门口踯躅时，正巧碰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二年级的学生明亮和几个同学外出吃饭。

　　面对大学生们关切的问语和纯真的眼神，王建国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七尺多高的陕西汉子，在叙述事情的原委时，竟在学校门口号啕痛哭。2003年秋，夫妻俩本是怀着希望和憧憬来南宁打工的，谁料祸从天降，妻子在救助站遭保安猥亵导致精神失常。虽多方奔走呼告，但却因无钱为妻子做诊断鉴定而被一审法院驳回其赔偿请求。

　　这期间，夫妻俩饱尝了太多人世的艰辛。或许薛宝玲还可以在自己编织的世界里暂时忘记现实的残酷，可清醒的王建国却真真切切地亲历所有的苦难。

　　没有钱，他们在垃圾箱里找食物，捡别人丢在地上的烂菜叶吃。寒冬，他们穿着一身单衣露宿街头。有一次饿得发慌，薛宝玲看到卖羊肉串的，突然焦躁起来，狠狠咬住王建国手臂，当时血就流了出来。

　　薛宝玲夫妇被命运逼迫到如此困窘的地步，可是案发已经一年多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与命运的抗争。王建国说，他只有两个心愿：一是要把妻子的病看好，二是要讨个说法。

　　他们破旧的包裹里除了一大叠“毫无意义”的介绍信、判决书外，还常备着一条绳子———他们已经抱着随时准备一死抗争的念头。夫妇俩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滕彪老师”身上了。

　　听到案件经过，看到夫妇俩哀伤的神情，明亮和同学们的心都碎了。

　　他们当即与滕彪老师联系。可是滕彪老师手机关机，找不到人。作为正在读书的学生，该做的、能做的似乎到此就为止了。可是，他们不忍心就这样撒手不管。

　　明亮和同学们决定先把夫妇俩安顿下来，再慢慢想办法。几个人马上开始在政法大学旁边的小村子里找民房，找到房子后又临时从学生宿舍借来被褥。安置好夫妇俩之后已经是深夜了，同学们那晚的饭自然也泡汤了。

　　“当时只是想尽可能地帮他们，并没有考虑太多。我也清楚这之后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但他们实在太可怜了，找到学校也是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了。”明亮后来说。

　　第二天，在明亮他们的积极联络和安排下，滕彪老师和夫妇俩见了面。详细了解案情后，师生们开始一起想办法，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的呼吁，引起社会对类似事件的普遍关注。可是打电话、发邮件、写信，用了好多办法，联系了很多媒体都没有回音。

　　“光用掉的电话卡摞起来就有民法书那么厚。”明亮说，“媒体也有媒体的无奈。当时我们自己的思路都还不成熟，脑子里只有一个笼统地想要帮助他们的念头，就连自己都感到无从下手，就更别提别人了。”

　　“当时只是出于一种悲悯之情，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许多想法都是后来慢慢产生的。”明亮的同学张玉成说。他和明亮是同一年级的，他也参与了援助行动，为了薛宝玲的案子暑假一直没回家。

　　后来明亮和同学们又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了一封呼吁信，进行公开募捐，信中提出三方面具体的援助建议：包括资金援助、法律援助和媒体呼吁。他们觉得，把建议提得明确些，别人更容易接受，帮助起来也更方便。

　　可是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没有多少人捐钱，至今收到的八千多元捐款主要是熟人捐助的，其中有老师、同学还有一些热心的律师。对于薛宝玲夫妇的生活费、营养费以及相关的通讯费、交通费来说，这笔钱简直是杯水车薪。

　　明亮他们认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薛宝玲夫妇的情况是符合民诉法中先于执行的条件，法院在认定清楚侵权责任的前提下，可以责令有关责任单位先行向被侵权人支付一定的费用，用于治疗等。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此案中的双方责任，就不能以原告薛宝玲未能提供相关医疗诊断证明而驳回其的赔偿请求。毕竟薛氏夫妇属南下打工者，经济窘迫，生计尚且不能维持，哪有能力再去支付高昂的医疗费和鉴定费呢？于是他们连夜奋笔疾书，替薛宝玲夫妇写出了一份上诉书，递交给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爱在灰烬里重生”

　　明亮告诉笔者，当时他们最迫切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资金的筹措。王建国夫妇最基本的生活费已经让同学们捉襟见肘了，想让援助进一步深入下去就更是难上加难。一方面，当事人的病情由于长期无法接受治疗已经非常严重，迫切需要住院治疗，可巨额的住院费至今还没有着落；另一方面，案件进入司法程序首先要举证，而举证又必须要得到医院的诊断证明。

　　明亮的几个同学带着王氏夫妇去了两次北京市回龙观医院，但都是无功而返。第一次去做精神病鉴定，医院规定必须先交6000元，没有钱，只能返回；第二次去做司法鉴定，本以为司法鉴定花不了多少钱，可是医院说只有事先接到公安局、检察院或法院的通知才行，结果又白跑了一趟。

　　援助过程中遇到的好多困难说到底都是因为没有钱。

　　几乎每天，明亮和同学们都在为钱的事情想办法。张玉成曾在班里发动同学们募捐，筹集到一千多元，从那以后他就被同学们奉为“财神”。

　　可是，“财神”也并非神通广大。薛宝玲夫妇来到昌平最初两个星期的全部费用，都是同学们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其中有好多同学经济条件并不富裕，甚至有的学生要靠助学贷款上学。

　　经济上的困难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些在校大学生更有其特殊的苦衷。他们接触到薛宝玲案件时已是学期末，早已进入紧张的期末复习阶段。可同学们白天要为援助的事情奔忙，深夜回到宿舍看不了几分钟书就到熄灯时间了。劳累了一天的他们顾不上睡觉，只能强忍着疲倦借着走廊的灯光复习。到了2004年6月份，考试正式开始，明亮他们常常是上午一考完，马上就去联系援助的事儿，晚上回到宿舍还要抓紧时间看点书，准备下一门考试。回想起那个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情景，明亮调侃着说：“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原来人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

　　由于薛宝玲是一个精神病人，很多房东都不愿意将房屋出租给他们。有时候在同学们的苦苦哀求下，房东勉强答应住下了，可不到第二天又反悔了。

　　“遇到这么多困难，难道就从来没想过放弃吗？”笔者问。

　　明亮迟疑了一下，恰巧窗外传来《暗香》的歌声，他笑了笑说道：“心在灿烂中死去，爱在灰烬里重生。烈火烧过青草痕，又是一年春风。”

　　放假了，明亮和他的同学们觉得特别高兴，不是因为可以回家休息了，而是因为有时间集中精力跑案子了。

　　或许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单纯的同情心，政法大学很多同学以及不少社会人士聚集到一起，一起关注着薛宝玲案件的发展，这其中包括滕彪博士，张星水律师，秦兵律师、媒体记者等。中国政法大学校领导得知此事后，也以学校的名义给国家民政部发了函，明亮所在的民商经济法学院还帮着明亮他们联系法律专家。法律援助团就是明亮他们放暑假之后成立的。因为关注和帮忙的人越来越多，需要有个组织来协调行动。

　　“放假之后援助团的同学们都没回家吗？”笔者问。

　　“大家都是出于热心才会自发地帮助他们的，所以想留的都留下来了。甚至大家都觉得回家很不好意思，有的同学家里实在有事就跑回家两三天又回来了，就像是跟援助团请了个假。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任何规定，援助团纯粹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不存在一点儿利益关系。可成员之间却好像有一纸无形的道德契约，大家互相监督互相鼓励，好像进了援助团就签订了君子协议似的。”明亮说。

　　援助团的成员经常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案子的情况，群策群力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做，在一次“会议”上，大伙一起拟定了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的计划。

　　经过多方努力，2004年7月末，一场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研讨会得以召开。许多知名学者、律师及十几家媒体都参加了会议，并提出了非常实用的建议。

　　一位律师说：“在国内举办一个同样水平的研讨会，当事人不出五万元是绝对办不起来的。”可是一方面是一无所有的薛宝玲夫妇，一方面是尚无经济来源的大学生，援助团的成员靠自己的能力与毅力创造了一个奇迹。

　　研讨会结束后，援助团的成员破例集体休息了一次，大伙一起去庆祝了一番。不仅因为研讨会非常成功，更因为这次研讨会对援助团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个研讨会就像是援助团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援助团希望通过专家的论证引起媒体的注意，那样才会有人关注这个案子，对筹钱，为薛宝玲寻找法律上的帮助都是有利的。同时，他们也期望能通过这一个案子带来一点法律援助制度上的变化。

　　“做人要有一种担当”

　　筹集资金、提供法律上的援助、寻找宣传途径，援助团是三位一体的。他们把政府、媒体、律师应该做的事都做了。

　　其实那个假期同学们都有自己的打算。明亮本想早点回家，奶奶身体不好，多陪陪她老人家。林峥，援助团的一员，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家就在北京，可是为了薛宝玲的事情，他这个假期在家呆了不到两天。还有的同学干脆牺牲了托福考试、司法考试的复习时间，为薛宝玲的案子东奔西走。

　　“我们当时最想做的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三天三夜的书，什么都不用想不用干，”援助团的一位同学说，“可是做人要有责任感，要有一种担当，尤其是我们学的是法律，将来势必也要用法律为社会做事情，既然管了就得管到底。”

　　有人说这些学生经历的事情太少，一看见眼泪就心软，等他们见的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社会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人们的良心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冷淡。对此，林峥有自己的看法：“当社会出现需要救助的对象时，应该是有人出面帮助的。可是当我环顾四周发现，你没有帮，他没有帮，她也没有帮，还有谁呢，还有我自己，那么我就去帮。”

　　笔者问这群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是否觉得自己是理想主义者时，“理想主义者往往过得并不理想。”明亮笑着说，虽有打趣的成分，却也颇含几分无奈。“理想主义也不见得不好。社会的文明进步是需要一些理想主义的，青年学子还是要有一些乌托邦情怀的。我啊，算是具有实践理性的理想主义者吧。所谓实践理性就是要有法律的智慧，做事情时有一种审慎感，不是异想天开。”

　　2004年十月中旬，明亮和同学们以及薛宝玲夫妇收到了二审法院视为自动撤诉的通知书，理由就是原告未能在期限内交纳诉讼费。但明亮他们认为，依照法律规定，薛宝玲应该是接受司法救助的人员，当免交、缓交诉讼费。同时援助团也递交了免交申请书，但不知何故，法院却不予理睬。

　　目前，薛已转至西安精神病医院治疗，在西安的生活费和部分医疗费由援助团捐助，其余医疗费由亲友和其他热心群众捐助。援助团打算帮助薛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申请再审，总之他们会继续关注下去的。

　　薛宝玲案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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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宝玲系河南省郑州市下岗女工，2003年秋随其丈夫王建国南下广西谋生，钱包丢失后，前去南宁市救助站接受救助。9月14日夜，薛宝玲被救助站保安马兴发乘查房之便当众强制猥亵三次，致使下身出血，身体多处受伤。案发后，王发现妻子精神出现异常，晚上经常突然惊醒，大喊大叫。10月17日，王携病妻至南宁市公安局报案，随后马兴发被逮捕。经法院审理，马兴发因强制猥亵妇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004年2月，在新华社广西分社和南宁市委的帮助下，受害人被民政局勉强安置于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精神病治疗。但在3月23日，民政局停止支付医疗费。之后，王建国夫妇来京上访，无果。4月初，王建国代表妻子起诉南宁市民政局、救助站和保安公司，要求民事赔偿，同时申请先予执行支付部分医疗费。后南宁市新城区法院作出判决，称：由于缺乏医疗诊断证明，不支持对医疗费用的请求，只酌情判救助站和保安公司支付1000元医疗费以及部分其他费用两千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