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关于赈灾之后中国责任的再思考

　　相比于中国政府在此次海啸灾难后的不俗表现，社团组织和国民的参与无疑闪点不足，亮度不强。原因很简单：缺乏一个发育良好的公民社会制度依托。

　　2004年年底，突如其来的印度洋海啸：数十万人遇难失踪，数百万人倾家荡产。2005年年初，不断加量的中国援助，屡破纪录的捐赠总量。

　　如果说，在灾情初期，灾况不详的情况下，中国如同其他各国一样，参与是节制的，捐赠是有限的，那么，随着灾情报告不断告急，政府随后的反应引人注目：5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救援业绩上创了纪录。媒体的报道，社会的动员都是前所未有的。“负责任的大国”，“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这些平日挂在嘴边、印在纸上的词句此时此刻让我们感到十分贴切，更加“名副其实”。

　　邻国 大国 强国

　　先说邻国互助原则。此次灾难，受灾国度多是我国的亚洲邻居，地理文化的接近，共同发展的命运剥夺了我们袖手旁观的“权利”。相比起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互助原则在今之际无疑处于优先地位。

　　更深一步说，相较于世界其他各大洲而言，亚洲共同意识一直比较松散，而同一地区内邻国互助携手、共同抗灾的举动却能够在民众之间有效地减少彼此的陌生距离感，强化源于地理划分的共同属性认同。

　　新世纪之交，中国提出了“繁荣大周边”和“东亚一体化”的构思。此次救灾抗难清楚地凸显出它不仅仅包括了贸易自由化、相互投资，而且还意味着同舟共济的分量。

　　再说大国的救济责任。近年来，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耳边常语了。不过，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意味着履行国际社会共同规则的责任，还承担着成本不菲的对外救济的责任。

　　因为是大国，相应责任也更多一些。用老百姓的话说，掏腰包的事情自然少不了，而且还要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掏得主动一些，这样，表率作用才更加显目。同样，因为是大国，更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在履行对外救济责任时，大国不仅仅得到外交辞令般的赞美之声，而且常会遇到颇为挑剔的目光和充满争议的非难之语。从政治家到民众，都必须做好“做了好事还受委屈”的心理准备。

　　至于说到强国的奉献义务，需要明确的前提是，大国当有富贫之分，其相应的国际责任按此衡量也有相当差异，而对一个大而强的国家来说，国际社会的标准则要严厉得多。中国曾经在很长时期里是一个大而强的国家，不过在全球化时代之前，她扮演的更多是一个“文明母体”的角色，时常满足于“展示模式”的被朝贡状态。

　　如今的中国还不算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强国，准确地说，她正处于一个强国复兴的良好进程之中。相应地，她对国际事务——特别是人道事务——也正从量力而行的自愿贡献，上升为一种义不容辞的奉献义务。

　　改革25年以来，中国发展程度的名次排位和对应的国际待遇也在一天一天地发生量变。在上世纪70—80年代交替之际，中国是国际金融机构——还有各类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受援国和受惠国。国人习惯于被资助，外部的要求是项目完成，效益评估。在发生大规模自然灾难之后，如长江洪灾中，中国也得到了其他富国、强国的外界援助。

　　在21世纪之初，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受援者和外援者的双重地位，而且不难预料，随着国力的增长，前者的特征正在下降，后者的分量在上升。

　　在援助领域的“此消彼长”趋势意味着，在今后，面对比中国发展程度更低一些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出血”行动次数会更多，数量会更大，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从贡献到责任、从责任到义务的转变过程之中。

　　政府 社团 公民

　　相比于中国政府在此次海啸灾难后的不俗表现，社团组织和国民的参与无疑也是一个不小的亮点，但是坦率地说：闪点不足，亮度不强。原因很简单：缺乏一个发育良好的公民社会制度依托。

　　负责任的坚定表态，创纪录的官方捐款，中国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三个传统层次上，为这次国际海啸救灾作出了不俗的贡献。然而，我们还是要善意地指出：在今后的类似人道救援行动中，政府可以——也应当能够——开拓参与思路，扩大抢救领域，增加援助方式，提高善后效率。

　　中国军队有着在国内抗灾抢险的良好声誉和丰富经验，只要取得当事国的同意——这一点并非不可能——中国的空军、海军、舟船部队、通讯部门等具有相应设备和特殊技术的军兵种完全可以量力而行，去参加国际救援工作，从而有效地减少受灾国的人员伤亡。从性质上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国际安民维和”行动。

　　在多种地貌和多种自然灾难的自然条件下，我国也形成了一支经验丰富，从应急抢险救灾到善后处理、规划重建的完整专业队伍。通过网络把各个专业成员跨地区、跨单位地组织起来，“告以天下”，真正做到“召之即来”，及时投放到受灾地区，“来之能战”，真正实现“专有所用”。

　　此外，数以万计，散在各地，拥有援外经验的各种中国专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力援外资源。特别是在结合异地国情，进行规划，组织重建家园尤为宝贵。建立有效地登记召集制度，作出适当的费用补贴安排，应当是政府未来建构全球救援网时的一项重要内容。

　　国际人道救援行动早已不是政府的专利。国际红十字会的诞生就源于民间社会的参与救死扶伤的人道理念。21世纪的今天，有很大一批国际非政府组织就是专门从事人道救援、赈灾安民的慈善行动和发展事业的。

　　在若干人道事业发达、非政府组织众多的国家里，源自民间的捐助在赈灾和救援事务上经常和政府官方援助规模持平，有时甚至还要多(例如：埃塞俄比亚饥荒，撒哈拉旱灾，莱茵河水灾，丽江地震)。

　　在这一领域，中国目前还只能算一个“弱国”。以人道事业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不论从存在规模还是从动员能量上仍然发育滞后，甚至还不如某些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程度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更何况，实质上由政府主导的中国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等组织，在人们心目中，或多或少成了某种“半官方”的机构，或者说政府外交的“功能助手”。而且在其机构设置、分配制度、动员渠道等方面，更多是内向型的，在其国际视野和对外救灾能力方面，虽然不能肯定地说是缺位的，至少是十分薄弱的。

　　此次中国的赈灾活动中，明显让人们感受到了民间社会参与途径的狭门窄路，我国缺乏有口碑、有信誉和有实力的专业救援真正的非政府救援组织。

　　如今，中国社会的国际意识不断上升，满足大众参与的中介体——以国际事务为宗旨的社团组织——尤其是非政府慈善组织——应当在注册登记、活动范围、国际联系和司法保障上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

　　尽管有着上述种种不便之处，此次我国国民对募捐赈灾的参与热情依然是令人骄傲的，它不禁让人回顾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华夏大地上各界人士参与拯救埃塞俄比亚大饥荒时的激情场面，那首“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似乎又一次在耳边唱起，从心中奏鸣，毕竟，那一场景构成了经历了诸多天灾人祸之后的中国国民有数可查的国际人道参与行动之一。

　　这种国民参与的背后表明了我国国民(至少相当一部分国民)之国际意识的提升，开始经历一个从“好奇观察”到“行为个体”的“国际公民”形成过程。“内”“外”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泾渭分明，“我们”和“他者”之间出现了共同之处。

　　无需讳言，在这次海啸灾难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国社会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冷漠，注意到我们距离一个真正的“负责任大国”实在距离。

　　我们无意把“国际公民”现象过分浪漫化，从而忽略了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恩恩怨怨无时不在影响每一个具体人的国际视野，作为群体“集体记忆”的承载个体，摆脱或者忘却这一切是很难能做到的，但是，却不是不可超越的。

　　这次海啸赈灾活动中的一个可喜之处就是在对受灾国的募捐行动中，中国国民(包括政府在内)对印尼这个有着数次迫害华人不良记录的重灾国，并没有表现出嫌弃之处，而是做到超越怨恨情绪，善意地伸出慈善之手。在时隐时现的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喧闹中，这不能不成为中国理性成长的闪亮点，也是国民心态良性发育的一次体现。

　　期盼与企望

　　近40年前，就是在离此次重灾区不远的万隆市，20余个亚洲新兴独立国家曾经召开过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对外宣布了在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奉行和平共处的原则，表达了他们渴望成为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的愿望。一个“共”字，揭示了这些国家的共同愿望。

　　今天，还是在这片土地上，又召开了海啸赈灾的国际峰会，参加者更多了，成员更多样化了，中心议题还是一个“共”字：共同命运，共济难关。

　　那么，在今后任重道远的全球人道事业中，什么又是我们对中国的期盼呢？或者说并非遥不可及的企望。

　　形象地说，我们期盼在未来的国际共同救灾队伍中，看到的中国出序行列将是：

　　来自中南海的政府援助，来自湛江的空中运输和海上寻找队伍，来自济南或者兰州的普通市民募捐。还包括：来自广州或上海的非政府组织成员，有着“丽江经验”的重建专家，有着“援非阅历”的医护人员……

　　也许那时，在我们自己的眼中或在他者的口中，中国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国家，在那里，不仅有一个发育更好的公民社会，还活跃着数量可观、积极参加的“国际公民”——这个期盼是应该兑现的，也是可以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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