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广场路” 不忘“墨池坊”(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8日00:00 温州都市报

　　2004年12月，原在市区广场路办公的市政府迁至市行政管理中心办公。这已是温州市人民政府自建立以来进行的第四次搬迁，历次搬迁见证着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崭新的市行政管理中心大楼外貌。郑鹏摄

　　拥挤的“第一桥时期”

　　1949年7月，刚成立不久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温州为省直辖市，建立市人民政府。

　　这一年的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从起义的国民党200师师长叶芳手里接管这座城市，国民党永嘉县政府的房子，由中共永嘉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接收，原温州专员公署的房子，由浙南地委和行政公署接收。他们都有相对应的官署，新建的市政府却没有“立足之地”。第一任市长胡景王咸就自嘲地说：“我们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当时合适的公房并不多，银行、法院、师管区、警察局、税务局等都已有主了。于是勉勉强强选中第一桥国民党时代的合作金库。这房子坐南朝北，三间两层，一个不大的天井，大门两旁有几间平房。正副市长在楼上办公、住宿，楼下只挤得下秘书、行政和人事三个科，连警卫员、传达员在内总共有26人。大部分人租用附近的民房作宿舍，三三五五，住得很分散、很不方便也不安全。普华电灯公司的军代表杨前坤，一个人住在附近的民房里，一不小心，白朗宁手枪不翼而飞，下落不明。其余各局科分散在市区的东南西北中，当然也不方便。

　　1949年8月26日，市人民政府就在这合作金库正式成立，开始了市政府的“第一桥时期”。第一桥是条小巷，这房子挤在一堆木结构民房里，如果不是门口有解放军战士站岗，很难看出是市政府。

“广场路时期”的市人民政府。黄建凡摄

　　八间两层一字排开

　　市政府急需一处稍具规模的办公场所。四处寻找，看中了墨池坊臀（巷尽处）的“金台衙门”。当然，衙门早没有了，不过是杂草丛生、瓦砾遍布、几处颓垣、仅见基础的一块空地。只是地皮很大，可以想起昔日恢宏的规模来。“金”字似有误，好像应是“镇”字。这地方大概是镇抚司或镇守使的官廨，可能是总兵的衙门吧。总兵统率一万官兵，称为一镇，所以也称为“镇台”。

　　于是，就着手在这衙门的遗址上建筑市政府的第一幢办公楼。何时动工，何时落成，没有档案可查，也没有举行过奠基典礼之类的仪式，幸而笔者存有这楼房的照片，背面写着：“1951年10月，市政府办公室移入新造洋房，郁宗鉴拍了此照。10月26日。”

　　二寸照片，笔者靠在楼上的栏杆上，只是太小了，头如小米粒，看不真切。笔者当时系温州市人民政府秘书科工作人员。

　　市政府在第一桥呆了两年零两个月，总算有了自己的“洋房”了。其实这房子毫不洋气，倒是土气十足。两层砖木结构，八间房子一字排开，只有走廊，没有阳台，状如兵营。外墙土石朱勾缝，远看紫红色，曾被称为“红楼”。后来加了一层成三层，前几年成了市委统战部和鹿城区妇联的办公处。

　　这以后，陆续在“衙门”里造房子，同时征用周围的民房。市政府的下属单位，慢慢地集中在这里办公了。现在的市文联的房子，是当年第一批征用的民房，机关印刷厂原为布业公所，也是第一批征用的。

　　这阶段可以称为市政府的“墨池坊时期”。市政府在这里待了三十年零两个月，到1981年12月地市合并，才搬到广场路，而开始“广场路时期”。这地方本来就是衙门，门面威风多了。现在，崭新的市行政管理中心大楼已经建好，迎来了“市府路时期”。

　　刘公池＝墨池？

　　镇台衙门旧址的东面有个很深的池塘，池塘边垂柳数株，池水几与岸平，它的北面有一个诗人祠堂。前几年报载有人发现诗人祠堂的碑，却说不清这祠堂在何处。其实这祠堂上世纪50年代还在，三间青瓦木结构平房，简陋之至，其中空无一物。

　　笔者偶尔也去看看新建楼房的进展情况，一天，在楼房工地前面20米左右处，看见一个浅浅的用石灰砌的池，仿佛旧时庭院种荷花的花斛。这池深一尺左右，陷入地下，大小如两个浴盆，池内壅满污泥和落叶。工人已经将它撬起，断为两截，倒在坑边上，露出石灰层下的青砖来。

“墨池坊时期”的市政府办公楼。洪水平供稿

　　笔者问道：“这是什么？”“他们说这就是墨池。”一个工人答。

　　“他们”是谁呢？笔者没有追究，大概是来看热闹的附近居民吧。

　　这事笔者一直没有放在心上。有没有其他人注意到这就是“墨池”呢？也不得而知。

　　不过，这池子倒真可以洗笔砚的，只要蹲下身子，伸手可及水面（如果注满水的话）。只是这样一池死水，不用多久，都成了墨汁，王羲之只要蘸着池水，就可以写字了。

　　镇台衙门西面紧靠围墙有一口水井，水面离地面好几米。这井口径特别大，方形。西南角上突出一块，伸出围墙之外，砌了一个半圆形的石井栏。附近居民不必进入围墙即可汲水。想来当年镇台大人坐镇时，门禁森严，向墙外开了个口子，是一种便民之举。井壁上嵌着一方花岗岩匾额，阴文篆书“刘公池”，这刘公是谁呢？最大的可能是一位镇台，他挖井而又便民，值得后人纪念。笔者在墨池坊办公的六、七年中，这刘公池没有变化，匾额也一直嵌着，不时看见附近居民在此汲水。用上自来水，水井失去了作用，是后来的事。

　　镇台衙门旧址中三处水池（井），何者是传说中的墨池呢？现在这“刘公池”成了“墨池”，砌上很讲究的井栏，旁边树了好几个石碑，曰：“墨池”。有碑为证，铁案如山了。而刘公池匾却不知去向，如何向那位“刘公”交代呢？不得而知，而他的事迹也跟着被湮没了。

　　笔者以为，把“刘公池”改称为“墨池”，肯定错了。理由之一是，这刘公池其实是个水井，水面离地甚远，如果要洗笔砚，除非坐在吊篮里，悬在水面上才行，可谁会如此冒险犯难去洗笔砚？不是“墨池”是显然的。说句笑话，如果这里果真是墨池，那么附近居民都是文化人了———个个一肚皮墨水。理由之二，笔者所看见那个石灰砌的池子和东边的水池至少比把水井当洗笔砚的墨池，要合情合理些吧。

　　上面这段话真是煞风景之至。不过，说得天花乱坠的往往掺了很多水分，煞风景倒胃口的逆耳之言，反而是真理，古今中外，例子数不胜数。

　　“墨池坊”市政府三十年

　　墨池的创始者是后汉的草圣张芝。《后汉书》载：张芝，字伯英，陕州人，少好书，临池学书，所居池水尽黑，故称“墨池”。以后称写字为“临池”，就是张芝的典故。后来的文人学士像诸葛亮、钟繇、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殷文圭、张旭、米元章、苏轼、曾巩、李公麟等，或者在家乡，或者在任职地，都留下了墨池遗迹。还可以加上王冕，他的一首七绝说：“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这是诸暨的墨池。当然，有的实有其事，有的是后人附会，上面所列，好几位并非书法家。这些人中，又数王羲之的墨池名气大，数量也多。他曾任江西临川内史，于是在临川的学宫里有他的墨池；他曾待在绍兴府，于是山阴的兰亭、戒珠寺有他的墨池；嵊县的金庭观内有他的墨池，附近天台县的华顶峰、白岩寺有他的墨池。苏东坡在游记里说：蕲水城外清泉寺旁“有王逸少洗笔泉”。这是在湖北浠水县。王羲之曾任温州太守，温州自然也少不了他的墨池。

　　《浙江通志》摘录的叶式《墨池记》载：“右军刺温，多惠政。政暇，辄复临池以适其情。后人因祠于郡城东南而尸祝之。祠之东为墨池，其制方，其水冽，或云即逸少涤砚所……”那么，得首先考证王羲之的祠堂位置，才能找出墨池，现在的墨池在旧城之北而非“郡城东南”，“或云”也是不确定之辞，有存疑的余地；还得查考刘公池是怎么回事。事情就颇费周折的了。

　　市委市府在墨池坊三十余年，轶事不少。如卜明市长聘请蒋介石的厨子为中灶掌勺事，徐赤文副市长愿住老屋不愿搬进墨池坊院子事，黄先河市长骑脚踏车撞倒馄饨担而身边无钱至行政科借钱事，金嵘轩副市长说长官训话事，某部长称伴舞女士为“黄豆”事，市府请干部看京剧“秦香莲”、某局长不敢出席事，苏联军官一顿吃茅台酒一瓶半而神色不变事，都有可说之处，但已是“市府轶事”，与墨池坊本身扯不上了。而且，与年轻人说上世纪50年代的事，恰如自己60年前听同治爷、光绪爷坐天下的故事，历史陈迹，遥远得很，不一定有兴趣的了。本报通讯员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