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DNA救援组在泰国海啸灾区的16天(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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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8日05:44 北京青年报 | ||||||||||||||
1月15日，一批特殊的货物由泰国航空公司从曼谷运抵北京———这是东南亚海啸中100个在泰国遇难的、无法鉴别身份的遇难者DNA样本；除此之外，泰国其余几千名无名遇难者的DNA鉴定工作也将由中国无偿负责，其余样本将陆续运抵北京（截至目前泰国在海啸中已发现有5390余人遇难）。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国第一次向海外派出大型灾难DNA救援组，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承担如此多的遇难者DNA鉴定工作———从2004年12月31日到2005年1月15日，中国DNA救援组的5名成员一直在泰国忙碌着。在此期间，本报记者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第一时间获悉了救援组在这不平常的16天中的种种感受。 中国首次向海外派出DNA救援组 多方协作从申请到成行只用两天 15日上午，记者拨通中国DNA救援组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君博士电话时，她已在曼谷机场等待回北京的班机。谈起这次前所未有的经历，她说了好几个“没想到”。 2004年12月26日海啸发生后的一两天里，与多数中国人的最初反应一样，邓亚君并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28日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海啸死亡人数已突破万人、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识别’的新闻，当时就想，是不是应该提出申请参加救援？” 邓亚君工作的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提供所有类型DNA检测手段的机构之一，还曾参与当年人类基因组测序中国部分的工作。她把这个想法跟同事一说便获得了支持，当天就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了申请。当时印度和印尼公布的死亡人数较多，他们最想去这两个国家参与救援。 “当时并没有多大把握，”邓亚君说，“因为我们连申报程序是怎么样的都不清楚，而且此前国内还从来没有向海外派出过DNA研究人员参与救援，更不用说是如此大规模的救援了。” 12月30日中午，邓亚君接到中科院主管领导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能派出几个人去泰国？那里辨识不出身份的外国游客最多。”她回答说：“加上我，五个。”在外交部的协助下，两位没出过国的组员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办好护照；当天下午6点，泰国大使馆又将签证办完；晚上8点，邓亚君、李黎等5名DNA救援组成员已经坐上了飞往泰国的航班。 与30多个国家的救援专家并肩奋战“中国人负担DNA检测费用”获得赞赏 救援组出发的消息很快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抵达曼谷时已有多家国内媒体守在机场。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邓亚君等人一度被称为“DNA鉴定专家组”，为此她还专门向记者解释：“我们组里我的年龄最大，也不过35岁，所以还是叫救援组更贴切。” 12月31日凌晨，救援组在曼谷转机后赶到普吉岛，当天便与同期到达的上海医疗队一起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攀牙地区了解灾情。2005年1月3日，记者收到邓亚君从攀牙发来的电子邮件：“……进入攀牙灾区，震惊不已：到处是被摧毁的大片大片的房屋，电线杆全部倒塌，小汽车成了一堆废铁；有些地方堆着刚刚发现的尸体；有些人三五成群，戴着口罩，自发地去寻找失踪的亲人和朋友……” 由于灾情极其严重，世界各国陆续向泰国派出救援队，中国人是最早到达普吉的团队之一，后来陆续有30多个国家的救援专家赶到普吉。按照国际惯例，多国救援人员迅速组成了国际DVI协作组（DVI为DisasterVictimIdentification的缩写，意为“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识别”）。此后邓亚君等人一直在国际DVI中与国外同行并肩战斗。 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很多救援队都是接到命令就直接赶来泰国，并没有意识到当地的灾情会是如此严重。“当时不知身份的尸体多得出乎人的意料，初步估算有几千具，以一次DNA检测成本600元到1000元人民币计算，完成这么多尸体的检测花费至少300万人民币，接近40万美金，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而这笔钱由谁承担也没有确定说法。”邓亚君回忆说。 为了不让这种枝节问题影响救援，2005年1月1日，中国救援组在DVI会议中提出，愿意承担遇难者DNA鉴定的所有费用，结果震动了在场的外国同行。“当时还有外国专家问我，你们有这样的鉴定能力吗？不需要向国内请示？我说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有每天处理4500例DNA样本的鉴定能力，这不是问题；我们也的确要向国内请示，如果国家负担有困难，就由华大负担，总之中国人愿意为泰国救灾提供一切帮助。” 1月7日，泰国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国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工作交由中国负责。消息被国内外媒体披露后，中国人的善举再次引起了多方赞誉。 中国救援组牵头制定规范的采样流程目前已完成了约500个DNA样本采集 解决了检测费用问题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DNA的样本采集。邓亚君告诉记者，与普通的刑事案件法医鉴定不同，当海啸、地震等灾害造成人员重大伤亡时，最重要的并不是“查明死因”，而是“辨别身份”，只有这样才能最准确地寻找失踪者。 1月8日，记者曾通过国际长途与邓亚君取得联系。记者问她的工作进展，她回答说：“我们赶到泰国时，海啸已经发生了几天，很多尸体都已经高度腐败，加上泰国当地专业技术人力严重不足，很多救援人员都是没有经过这方面培训的志愿者，我们发现1月1日以前采集的很多DNA样本已经受到了污染，要得到准确的检测结果，必须重新采集。” 在DVI协作组中有30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为了尽快获得合格的样本，只能将所有人的力量集合起来。邓亚君认为：“既然做了承担鉴定工作的承诺，就得负责。”为此，中国救援组联合荷兰、澳大利亚救援组中的有关专家，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出了“国际DVI协作组DNA小组采样标准流程”———按照这个流程，如果能够找到两个健康、完整的牙齿用于DNA鉴定，就不需要再采集尸体的长骨；如果没有这样的牙齿，则需要采集一块长骨———这样不仅能采到合格的样本，也能加快采集速度。 大概是中国人在承担DNA检测费用上的表率作用，中国救援组牵头制定的这个标准采样流程没遇到任何阻力就得到了其他国家专家的响应。新加坡救援组当即就签了字，其他各国也在一天内接受了这份流程。 有了这个标准流程，DNA样本采集工作步入了正轨。此后，国际DVI协作组30多个国家救援队都严格按这个标准流程操作。截至目前已完成了约500个样本的采集工作———1月15日由泰国运抵北京的，就是第一批采集的100个样本。 救援组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中国驻泰大使向他们竖起大拇指 1月13日，在邓亚君前往曼谷办理样本入境手续时，记者再次与她取得联系。她向记者讲述了过去两周里的工作流程———早上6点起床早餐，7点前往工作地点，午餐就地解决，都是盒饭；没有午休，工作到晚上7点返回驻地，参加国际DVI工作会；最早也要到晚上8点才能吃上晚餐；晚上9点再给中国组员开会，布置次日工作，然后整理当天样本，经常要忙到凌晨1点左右才能休息。 “开始的确觉得累，但是后来已经习惯了。”邓亚君说。救援组工作的场所其实就是个简易工棚，没有墙壁，需要检测的大堆尸体都排在外面，距离他们午餐的地方不到两米，尸臭扑鼻。由于当地室外气温高达40摄氏度，又穿上了国内带的密封隔离服，加上口罩、手套，即使不工作，体力消耗也非常大，结果第一天邓亚君就中暑了，险些虚脱。 “当时眼看我就要晕过去，一旁工作的泰国护士马上给我拿来了冰水，还送了一块湿毛巾，我缓过来后泰方还送来了一批适于在热带国家穿着的隔离服，让人非常感动。”邓亚君说，在那样严酷的环境里，这些温暖让她真切触摸到了中泰人民间的友好情谊。 此外，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也在时刻关注着中国DNA救援组。从12月31日抵达之日起，使馆方面就安排了专人负责救援组的协调工作；1月1日，救援组在攀牙停尸处开始首日工作时，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还顶着烈日前往探望。 1月1日那天，记者在国内看到了张大使探望救援组的电视新闻，捕捉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当时正在工作的中国救援组人员都没戴口罩（邓亚君解释说天气实在太热），本来戴着口罩走进工棚的张大使见状立即把口罩拉下———邓亚君说，看到大使的这个动作，她心里猛地就热了。 救援组回国前夕，张大使为他们送行。其间大使幽默地说：“当时见报上说国内要派专家组来，发现你们这么年轻时，我们还捏着一把汗呢。现在不用担心了，你们的工作真是做得不错。”席间，大使朝救援组竖起了大拇指。 目前，中国DNA救援组中包括邓亚君在内的四名组员已先期回国，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副主任郭奇作为留守人员，目前仍在普吉岛协调DVI工作。回国后的邓亚君一直忙于样本鉴定工作，反倒没了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图片提供!邓亚君 作者：曾鹏宇 相关专题：印度洋地震海啸造成重大伤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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