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16日，在京城某高校一食堂附近的公共电话亭上，贴着一张“考研占座”启事。据了解，贴启事的是一位姓张的考研男生，他从去年9月份开始在图书馆为人占座，每天“卖座”四五个，每个座位每次收5元，月收入近千元。北大社会学家夏学銮教授对此评价说：如果学生靠在图书馆占座赚钱，则表明该学生思想品质存在问题（据《北京娱乐信报》1月17日报道）。
笔者不同意夏教授对这件事的看法。笔者以为，张某占座挣钱，无关道德，事涉管理。
我们得承认，张某勤工俭学行为的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一方面表明他有自食其力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经济活动的敏感。
张某之所以把勤工俭学的“点子”，想到了“占座挣钱”上，说明平时在该校图书馆，学生为别人“占座”是一种常态，为他人“占座”是学生的一种习惯表现。这就表明，学生的“占座”行为本身没是非，为大家所接受，也是普遍现象。
那么，问题来了，平时正常的“占座”行为被各方认可，怎么涉及到“占座收费”却遭到了非议，这种批评的基础在哪里呢？如果视日常“占座”为常态，那么这种批评便有患了“红眼病”之嫌。
如果说一定有错，那么也错在管理上，与当事人关系不大。
平时为什么允许人们“占座”呢？为什么不在规定中禁止“占座收费”这种行为呢？现在有人从事既“允许”又不被“禁止”的事，何错之有？
作者：赵光瑞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