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全力量基础薄弱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的概念也超越单一的、纯军事的内涵，综合安全观成为全球共识，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与文化，还包含资源、环境、信息等领域。
其中，信息安全和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力量的基础，以军事、外交力量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力量仍然是国家安全的主体。在着重于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安全力量构成呈现出“基础势弱，主体失衡，潜力增强”的特点。
基础势弱主要表现为：经济对外依存度提高，涉外经济安全矛盾日益表面化；科技发展势头渐强，核心知识产权总量有限；信息技术基础薄弱，安全主权受制于人。目前，我国原油年进口约为7000万吨，一半以上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其中4／5经由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而该运输线掌握于他国手中。据国际能源机构按我国内原油产量不变的情况预测，到201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的61%、2020年的76.9%要依靠进口。这种外向经济的依存度表明，我国与潜在对手的经济关系、与石油供应地的关系以及对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防护正在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进而是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重要因素。美日防务指针及其他国家的海洋战略对华客观上已形成左右中国对外经济命脉、制约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力量。在科技发展上，尽管发展势头良好，但是，我国高技术自主开发能力有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少。在信息安全方面，我国的情况更为严重，90%以上的软、硬件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我国的信息系统几乎处于无防御状态，究竟美英等国在我国信息设备植入多少陷阱，我们还不得而知。
主体失衡表现为：军事实力中战略威慑强于常规力量，常规力量只适于陆上国土防御，信息化作战能力尚待提高。我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与打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尽管武器进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新武器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并存。以色列在“哈比”无人机问题上对于维修部件的暧昧态度不仅反映了我军事技术受制于人的现实，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军事实力不强导致其他国家可任意践踏基本国际诚信的残酷事实。
明确战略，维护国家安全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安全态势已不仅取决于上述因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在各战略主体的博弈中自身的安全战略运筹。国家安全战略性质确定之后，能否解决下述问题，关系到对未来战略态势的把握。
第一，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可能会模糊，但是，其本质并未改变。今天，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安全战略的运筹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在经济上，“互补不是替代，让渡必须对等”，坚持国家独立自主是永恒的原则。在军事上，战略运筹的精妙之处在于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正因为有了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才发生了1999年我国驻南使馆的被炸。这种看似无关的事件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它反映的正是战略时空内涵变化之后战略筹划的本质。
第二，划定合理的战略边界。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防御性的，其战略前沿与中国的自然边界重合。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时空内涵对国家安全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设置合理的战略缓冲区是适应变化的基本原则，防御性的安全战略对于战略反应的要求则更高。美国因其战略的进攻性一直遵循着“战略前沿随战略利益而动”的原则。美国的扩张史表明，它始终将战略前沿抵近别国疆界。美国的战略抵近政策实事上已经成为安全侵入。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战略防御缺少必要的合理条件。国家安全战略边界与国家自然边界的重合使战略主体失去了必要的运筹空间。未来，中国的安全战略运筹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第三，发展必要的国防力量。无论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还是保障国家战略的实施，认清威胁的来源及其战略企图，进而做必要的准备是必须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国防实力的现实已经出现了巨大反差。在缺乏资源选择权、市场定价权和高科技主导权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更需要国防力量的保护。对此，李际均先生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避免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文／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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