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多拉
83名农民工被重庆一家企业辞退后，向重庆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无力交纳21万多元仲裁费，为申请缓交，遂向该市总工会申请出具“经济困难证明”，遭到拒绝。他们以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将重庆市总工会告上法庭(新华社重庆1月6日电)。
重庆市总工会拒绝为农民工出具“经济困难证明”，依据的是他们内部的一份《通知》。这份《通知》把“困难职工”限定为“本市行政区域内，由当地民政部门和街道(镇)核发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职工”，显然，这个已存在一定时日的规定并没有将农民工保障列入其中。如果以此规定办事，那么一个没有城镇职工身份的农民工即便穷得家里揭不开锅，工会组织也不能为他出具“经济困难证明”。
问题的焦点在于：在企业辞退农民工的时候，企业工会没有为农民工说话，在农民工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需收取的高额仲裁费却一分也不能少。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应该说还有救助的希望，那就是企业所在区县的工会或市总工会或许能挺身而出，以农民工代言人的身份，理直气壮地为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奔走呼号。可令人怅恨的是，眼下工会组织“为难”于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以一纸所谓《通知》便将他们拒之门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第六条)，“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第三条)。显然，《工会法》里并没有“城镇职工”和“农民工”之分。
《工会法》没有排斥农民工。从理论上推断，农民工加入工会，工会帮助农民工维权，也不应该存在任何障碍。如北京市两年前修订《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有职工的地方就可以建工会”的概念。北京市总工会负责人最近表示，要加快速度吸纳进城务工人员加入工会，从维护好他们在工资收入、生命安全、文化需求等方面的基本权益做起，加大维权工作力度，对于首都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他同时承认，近几年北京市工会会员流失的问题不容忽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工会维权工作的步伐没有跟上，如果维权工作不到位，工会对会员就没有号召力(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工会能否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维权，决定了工会能否对劳动者有号召力，能否巩固自己生存发展的基础。
农民工向工会求助，说明工会尚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当目前不少地区的工会拒农民工于门外，情形会是如何？一种可能是，农民工会寻求其他形式的组织化渠道，如两年前浙江瑞安市成立了外来人口协会，通过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的自治方式将外来劳动力组织起来，既分担了政府职能部门的部分管理功能，也着眼于维护外来劳动力的权益(这里只是举例说明，在工会之外存在着其他组织化渠道，而不是说瑞安的外来人口协会是当地工会“抛弃”农民工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工会拒绝接纳农民工，而农民工无奈之下也“放弃”了工会，这既不利于工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
另一种可能是，农民工继续如“一盘散沙”、“一袋马铃薯”，在维权博弈中继续处于劣势。因为权力在现代社会中是高度组织化、系统化且具有强制手段的结构，资本则自有一套快速、严密的生成机制和运行规律，而劳动力如果缺乏组织，缺少与资本讨价还价、与权力谈判协商的能力，那就永远只能以单个个体的身份“打工”。劳动力不能像权力或资本那样实现高度组织化，一个屡见不鲜的后果就是被压制、被剥夺、被各个击破，一个矿工在井下遇难了，往往会被其他人认为是他自己运气不好，他的家属可能在悲痛欲绝之际轻易接受矿方的“私了”，其他矿工可能还会继续下井，继续出事；一批农民工被企业辞退了，其他农民工往往会认为这就是农民工的“宿命”，是由农民工的身份内在地决定了的……另一个更可怕的后果，则是被蒙蔽、被欺诈、被利用，成为骗子、野心家、邪教教主兴风作浪的工具。大量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被权力和资本欺凌、挤压，一方面受到别有用心之徒的蛊惑，低收入、低组织化的社会边缘劳动力群体最容易发展成为不稳定因素。
如何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的确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后日益凸现的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在农民工尚未参加或组建工会的地方，工会组织理当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尽职尽责，工会若无积极措施而冷落了农民工，很有可能将他们推向不稳定的边缘，情形委实堪忧，当引起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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