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彪
据1月13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姜云春家属诉兰州市警方一案又有新进展。1月12日，姜云春之子姜伟告诉记
者，该案在一审中被裁定“不予受理”，上诉至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后，甘肃省高法为此案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正在等
待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
这样一种就某一案件的裁决请示高一级别法院，由其来确定如何判决做法并不鲜见。其实，这种做法不符合法治精神
，应当被尽早剔除。
首先，不同级别法院之间并非是上下级关系，并不互为隶属。所以低级别法院对高级别法院没有就案件判决请示的义
务，而高级别法院也无对低级别法院代为判决的权力。各级别法院的各法官均应独立办案，在办理具体案件中，既不受行政权
力的干涉，也不须遵循垂直系统自上而下的意旨。各级法院每一法官的最高“长官”都只能是法律。高级别法院被低级别法院
目为“上级”，是部分地区法院行政化色彩依然浓厚的体现。
另外，法律既然赋予法官极为重要的司法裁判权，那就也要将至为沉重的责任加之于他，因而每一法官都是其作出的
裁决的完全责任人，因为惟有如此，他才可能真正做到对自己的裁决行为高度负责。但是，如果就个案判决请示“上级”法院
，那作出判决的责任人就变得模糊不清。如果出现判决错误甚至酿成严重后果，那该向谁问责就成其为问题。而没有了明确的
责任承担人，确保裁决公正、正确地作出也就没有了可能。每一法官都须对自己的案件“独立负责”，因而裁决相应地也只能
由他自己作出。只有权责统一，责任感才可能滋生。
还有，如果案件的判决请示“上级”法院，那么很显然地就使案件当事人的上诉变得没有意义。因为案件当事人如不
服一审判决就会提出上诉，但因为一审判决本就是接受上诉的法院的意旨，所以上诉的结果就只能与一审判决相同。像姜云春
这个案子，如果甘肃高院请示最高法院，那也就将使二审判决后的再申述变得没有必要。而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就等于是使
民事诉讼当事人与刑事被告人失去原本应当拥有的再救济机会，无疑也是对于他们法定权利的侵犯与剥夺。
其实，只要审理法院就疑难案件认真研究，请教有关专家，召开相关论证会，并非是不可以独立作出裁决的。而一些
法院所以习惯于就一些个案请示高级别法院，往往并非是案件本身真的有多疑难，而是因为这些案件受到了来自行政权的压力
，或者事涉一些权力部门。审理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迎合行政干预就可能践踏法律并可能因此而受到惩罚，但如果秉公裁
决的话，则又可能得罪有关领导与部门。将难题推到高级别法院，就能不管出现哪种倾向判决而都不用自己负责。因而，这种
“请示上级”做法说到底是因为法官与法院不敢负责任。不敢负责的法官，期望其能忠于法律、依法办案、刚直不阿，具有正
义感，根本就没有可能。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当前法院尚难摆脱行政权力的干预有很大关系，因而更应从制度设计与完
善上进行根本性改革。
(作者系《信息时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