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冬天我们特别温暖(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9日10:48 温州都市报

　　本报记者王宏

1977年高考现场。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和大力支持下，关闭了十年之久的全国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中，不少人现在成了我们社会的中流砥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7年，中国恢复停滞了10年的高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一点。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因此发生了变化。

　　时至今日，高考对于中国人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高考已成为一件决定着千万学子的命运、牵动着无数家庭心思的大事。

　　那年，温州市大约有1万多人参加了高考。

　　这是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当时全国有570万名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高考招生，两季考生达到1160万人。这是世界考试史上参加考试人数最多的一次。由于考试的人太多，当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制试卷，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刷高考试卷。

　　高考是命运的转折点

　　根据读者提供的线索，记者获悉现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任高级专家的李献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温州人之一，后来获得英国设菲尔德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学位。记者通过Email与在美国工作的李献人联系上了。得知是家乡的媒体记者要采访，他热情地从美国打来越洋电话，我们在1977年的高考话题上聊开了……

　　今年47岁的李献人是北京钢铁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的前身）77级的学生。说起那个年代的故事，他总是带着爽朗的笑。

　　李献人1973年上高中，到了1974年，学校在“名义上”准予他高中毕业。“其实我只上到高中二年级。”由于当时流传“读书无用论”，同学们都去闹革命。“我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们这届只有2个班级，到了第二个学期就只剩下1个班级了。由于那个年代工人是十分吃香的，为了生存，我只好到温州矿山机械厂当学徒，成了一名吃香的‘工人老大哥’。”李献人说。他每月拿12元的工资，这样一做就是3年。

　　然而父亲依然坚持“将来要念书才会有出路”的观念，他特意从温州四中请了一位数学教师到家里教李献人，同时还请了一位专门从事机械制图的老师。李献人说：“那时在厂里做车工很辛苦，我总在想如果能上大学那该有多好。在我记忆中，好象是看了一部反映大学生活的电影后，就开始羡慕大学生，对大学生活就更向往了。”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政策下来了。当时规定，只要是高中毕业或者同等学力的，家里没有重大政治问题的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李献人觉得属于他的机会来了。2个月的复习时间对李献人来说是非常紧张的。他白天要上班，下班回家后还要做家务。每天上班一有休息时间他就看书，还利用晚上的空闲时间拼命复习。“我没有念完高中，也不知道考试的难度是怎么样的，只能看高中课本。”

　　李献人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参加高考可谓是“过五关，斩六将”。先是要经过温州重工局的筛选考试，然后参加温州市组织的筛选考试，最后才能参加浙江省的高考。“我们是1977年12月份参加考试的，考完后我到教师进修学院（当时的高考招生办公室）查询成绩，都没人告诉我考了多少分，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只是被告知我考上了大学。那一刻，我不知道有多兴奋。”当时，还有两位伙伴和他一起参加考试，只有一个人没考上。“我那批是在考试前填志愿的，”他根据自己的数学专长，填了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上海机械学院3个志愿，最后还填了“服从分配”。不过他填的3个大学都没考上，后来被分配到了北京钢铁学院。“在那里，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11点，我都是在知识的海洋里汲取养分，连星期天也泡在图书馆里。我要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

　　“高考对我们的命运是一个转折点，也是惟一的出路。大学的上与不上，在今天看来，对人生也是有重要影响的。恢复高考，就是恢复了秩序和公正。如果没参加那年的高考，可能现在我还在工厂里做师傅呢！那年的冬天特别温暖。”李献人感慨地说。

　　终于等到了录取通知书

　　瑞安的吴先生看到“冰点新闻”的征集线索启事后，打进热线跟记者说起他的那段经历：“因为我对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事非常有感触，所以打电话随便跟你们聊聊。”

　　今年50岁的吴先生1973年高中毕业，“其实期间是读读停停的，也算不上完整地念了高中的课程。”他在家闲了一年后到一家工厂去做零工。那段时间他什么活都干过，最苦最累的工作都是他做的。因为他父亲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工友都认为他出身不好，“在厂里我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受改造对象’，那时候心里的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一直到了1977年10月份，一天，一位同学兴奋地找到吴先生，非常神秘地把他拉到外面，什么话也不说，就一直看着他，他心里有些别扭，那位同学笑嘻嘻地说，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吴先生一愣，能有什么好消息会轮到他头上啊。那位同学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报纸，说了句“你自己看吧”。原来是一则恢复高考的报道。这是他在北京的叔叔寄给他的。吴先生当时很兴奋，“我马上跑回家，翻出已经积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的高中课本，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上大学，这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时吴先生的成绩不是很好，一般复习的时间要比别人多很多。最后一个月，他经常复习到深夜，由于白天要照常上班，他有时候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长时间的疲劳，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他的脸没有一点血色，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经常不吃饭，把省下的饭钱买一些鸡蛋煮给他吃。“但最让我难受的是，我总感觉老是有人在嘲笑我妈妈，在背后骂我没‘出息’。”

　　后来填志愿时吴先生更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他问老师：“我该报什么学校呢？”老师说他也不知道。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都有哪些大学，更没有专业的概念。师生几个搜肠刮肚，把所有听来的院校名字都填上，好不容易填满了20个学校。

　　吴先生永远记得那一天———1978年3月5日。那天，邮递员把一只黄皮信封送到他家。“我一直记得母亲在拆那封信时，手一直在哆嗦着。”他终于被浙江工学院录取了，那一刻，他流下了兴奋的眼泪。

　　吴先生回忆，“大学里我学的是化工专业，我们那个班总共才二三十人。而且课本不太正规，都是老师临时编好装订起来的。我们念大学时的学习氛围比现在可好多了，大家都是一门心思地在学习，哪有时间忙着谈恋爱啊。大家的集体观念都很强。”当年的传统正规思想一直伴随着吴先生，影响着吴先生。

　　现在，吴先生经营着一家公司。

　　招生时怕犯错误

　　为了了解更多当年高考的情况，记者辗转找到了原温州市高考招生办主任李方华。

　　李主任是1977年抽调到温州市高招办工作的，是那批高考招生工作的直接参与者。“由于高考停办了10年，一开始忙招生工作时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紧张。一是没经验，二是怕犯错误。那时，不少人的思想还是比较‘左’，对新政策把握不准。但所有人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做着高考招生工作。”

　　1977年10月，浙江省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贯彻邓小平《关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指示》精神，会议开了1个多月，明确了恢复高考的各项工作。

　　1977年11月7日，温州市高考招生办正式成立，次年3月，首批新生入校。招生办是高负荷运转的。为了把握政策方向，当时十多位工作人员有八成是党员。“为了搞好市里组织的筛选考试，我们从各个中学抽调了多位骨干教师，所有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都住在温州华侨饭店，那是全封闭式的。直到考完后，大家才可以出来。对于高考试卷的保管也是高度严密。”

　　高考录取很重要的一环是政审。政审由考生所在公社、机关、厂矿的党组织负责进行，内容机密不公开，考生对自己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政审通不过，则不予录取，“当时还是按照德、智、体方面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考生基本上都能通过政审，不过能否录取主要还是由分数决定。”

　　那年，温州市区参加高考的有3000多人，录取了300来人。这在当时来说，升学率是非常高的。有数据统计，那一年全国共有23万人考入高校，录取比例是29：1。

　　77级大学生是一个灿烂的群体

　　作为1977年及以后多年高考工作的参与者之一、现任浙江东方学院院长潘龙俊认为，如果说高考是个人的命运转折点，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高考同样是一个转折点。“文革”十年，整个招生制度瘫痪了十年，而西方国家那时候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导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大大拉长。更严重的是，民族精神的传承也随之中断了。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决策及时，我们不能想像中国还要在文化黑暗中悲伤多久。

　　恢复高考这一决策激活了整个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之一变。当时，读书的身影随处可见，新华书店的长龙司空见惯，中国人才的培养由此走上了健康的轨道。

　　我们寻访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转折时刻。

　　当年考上清华大学的温州市政协副主席黄兆鸽在同学眼中是非常优秀的。谈起那段高考的经历，黄兆鸽说，虽然那年的高考印象很深刻，但是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不能总是怀念过去的种种辉煌。现在，做好手头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在记者接触到的一些77级大学生中，他们大多承认自己毕业后赶上了好时代。他们毕业的时候，整个中国百废待兴、人才断代，而全社会的思想又十分解放。正是这样的历史机会给予了他们大展身手的舞台。但他们对自己过去的成绩大都看得很平淡。“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跟踪他们这一代的现状。但从平时接触到的看，许多厅、处一级的干部都是这一代人。”潘龙俊说，“他们扎实的知识、久经磨练的心理基础以及道德素质造就了今天的成功。”

　　李献人回忆说，“那个年代培养了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并且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不是空话，而是‘新三届’实实在在的特点。”他们进入学校后，很快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大家也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乃至西方政治民主观念等的大讨论。对理想的追求远远胜过对金钱的追求。

　　在温州，77级大学生是一个灿烂的群体，他们中有的是国际知名企业的专家，有的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有的是国内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有的是大型民营企业的老总……采访对象都这么感慨：是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在采访中，记者深深地感受到，恢复高考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的影响，绝非“深刻”一词所能容纳得了。1977年的巨大冲击影响了中国的几代人，也让“中国教育空白”的阵痛得以止息。直至今天，我们还呼吸着“高考”的非凡空气，只不过当时那“冬天里的一把火”在夏天熊熊燃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