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
婚检，究竟是私事还是“公事”？婚检的费用，究竟该政府埋单还是个人埋单？这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来自官方的表态：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日前表示：“婚检不单纯是个人消费，它是一项公共卫生工作，必须用解决公共卫生的方式来解决婚检问题。”蒋作君说，“应努力创造条件，将婚检纳入公共卫生服务。这实际上是政府花小钱为群众买健
康，并为社会医疗投入省了大钱。”（1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婚检是私事，是即将走向婚姻殿堂的一对幸福人儿之间的事情，这话没错。面对另一个即将与你同枕与共、携手百年的爱人，你能不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吗？这道理也很正确。可是，自强制婚检取消后，婚检率的节节下滑令政府心惊、令专家疾呼：不能再由着婚检率这样持续滑下去了！
怪公众的觉悟低也好，对自身身体健康重视程度不够也好、忽视下一代身心也好，数据就摆在那里，说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如果任由婚检现状继续维持下去，过不了多久，个人的身体病就会扩散为一场社会病，并且遗祸到下一代。
必须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很多时候会害了人自己：婚检疾病检出率一般在8％—10％，可能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都很自负，都认为8％—10％的概率本身就小，在自己“健康”的身体上发生的概率就更小，何必为这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点多耗费一道程序、浪费一笔金钱呢？所以，就造成了一部分民众回避婚检。
在什么样的利益驱动下，人们的自利行为可以达成相互之间的某种一致呢？这是制度安排和设计中最为重要的东西，这也是市场经济思维的本质所在。我们过去的一套制度设计，诉诸的是人们某种道德自觉或强制下的服从，事实证明，这种设计必然导致无处不在的腐败，因为道德自觉的价值基础是不可靠的，强制下的服从也只是非常消极的，有人想逃避，可强制卡在那里，于是就向把守强制铁门的人贿赂，好从他打开的缝隙中溜走。这就是回到强制婚检万万不可的道理所在。强制婚检带来的制度弊端远大于自由婚检带来的身体害处，并且可能造成更多的人徇私舞弊、逃避婚检。
哪怕公众的“觉悟”再低，政府也不能用坐视不管来惩罚他们的“错误”，在艾滋病防治上，我们曾经有过教训：个人道德化不能上升为政治道德化，政府在实施一项事关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时，要像冰冷面庞的法官，不掺杂一丝“好”与“恶”的情感色彩，而是从公众利益最大化考虑。正如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曾指出的：“为法官者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
婚姻是神圣的，身体是惟一的，婚检不仅仅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私事，更是一个民族保持自身肌体正常的公事；权利不需要强制，但权益有时需要观念与制度的引导与示范，从目前来看，婚检的最大之困是困在费用上，既然如此，就请政府带头、引导民众推开这块绊脚石吧。而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还提出改进婚检工作，要控制婚检结果的知情面，做好个人隐私的保密工作。在婚检严重滞后地区，在遗传病高发地区，在性病、艾滋病重点地区，还得辅以法律、教育、行政等综合措施提高婚检率。这些措施，更为未来更多人走进婚检的另一道仪式，铺垫了良好的权益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