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颁奖活动在广州举行，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向进城打工青年的文学奖。这个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活动，试图借文艺之窗展示正在蓬勃发展的打工文化及打工群体的生存现实，让打工者向城市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农民工问题备受关注的此时此地，将这次活动放在宽阔的社会背景下审视，可以解读出沉默中的群体伤痛和潜伏中的社会问题。
刚刚过去的2004年是农民工问题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一年：先是国务院开始为农民工讨薪，清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紧接着又出现了从沿海向内地蔓延的农民工荒。先是熊德明一句实话触动总理护民之心，后有李绍为千里背尸引发众人酸楚悲情。农民工问题说起来总是让人动容，然而这事情它并不是一场煽情风暴。从农民工这一特殊身份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带着宿命的隐疾——户籍制度中的城乡不平等、劳动力市场中长期供过于求、农民工工种技术水平低等，让农民工兄弟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雪上加霜的是，本来就弱势的打工群体，又长期处于和城市缺乏沟通的隔离状态。这种隔离里既包含了城市人对打工者的防范与潜在敌意，也包含了打工者自卑自觉的疏远与同样的潜在敌意。这种隔离既是人与人之间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也是一群需要社会保障、公益服务以及法律保护的人，与提供相应服务的机构之间的隔离。这种隔离既妨碍了城市人和打工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也造成了农民工社区功能的不健全和打工群众的求助无方。
在城市社会的听觉中，打工者是沉默的，沉默到委屈了有的用跳楼自杀这种极端方式来表达。然而活脱脱1亿人的生活，怎么可能是沉默的。不是打工者的声音只说给打工者听，而是打工者的声音只有打工者在听。这不是一个人情冷漠的故事，在这后面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又大而无当地找到民族命运的沧桑。但与其追究原因，不如寻找出路。我们为什么不让打工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为什么不听一听打工者自己怎么说？
我们不奢求打工文学能反映打工者生存状况的全貌，我们也不期待打工诗人与打工小说家去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甚至也不用指望打工文学真的能为打工者“漂泊的青春”作证，我们只要听到打工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只要看到城市社会在倾听打工者的声音，这就是一个开始，一个城市和打工者互相沟通的开始。如果隔离的生成是双方面的，是先天的，那么隔离的消除也必定要通过双方的努力，通过后天的医治。
中国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有1亿人左右，其中珠三角地区就有3000万之众——在广东，平均每三个“饭碗”就有一个是属于外省农农民工的；在东莞，外地打工者已经比本地所有的人口，包括老人、小孩还要多。我们通常说，打工文学应该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打工人群应该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可是事实上，以打工者之众，以其贡献之巨，以其生活现实之庞大，他们本来就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只是我们从未察觉。
广东打工仔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历史，打工生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打工文化在这里有深远的背景和广阔的天地，展现了广东境内三分之一劳动人口的生活境况与心灵遭遇。因此，广东人民更有必要了解打工文化，了解打工者生活困境；广东的社会现实也需要打工者及其文化都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它所生发的这块土地。全国首届面向打工者的“鲲鹏文学奖”在广州颁奖恰如其分，希望它也能成为广东以至全国打工者告别沉默、宣告自我、进入公共视野的美好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