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华坪县煤炭公司改制迷局（下）

　　云南省华坪县煤炭公司456.96万吨的煤矿储量，显然是一块诱人的蛋糕。在这场改制角逐中败走的华坪县焱光实业有限公司没有沉默，而是选择了依法抗争。

　　2003年10月9日，焱光公司董事长刘炎冈向丽江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将华坪县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撤消华坪县政府华企改复（2003）5号《批复》，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判令赔偿原告焱光公司3169万元保证金的资金占用损失130879.7元。24天后，丽江市

中级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焱光公司的起诉。焱光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2004年4月28日，丽江市中院经过开庭审理，一审判决驳回焱光公司的赔偿请求。

　　6月4日，焱光公司上诉至云南省高级法院，请求撤消一审判决，支持焱光公司一审的全部诉求。

　　随后，省高院在华坪开庭审理并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败再败，刘炎冈却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华坪县煤炭公司的改制迷局，实在让人看不懂……“内部人交易”的蛛丝马迹

　　记者注意到，在双方的争执中，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廖定昌始终浮动在争议的旋涡中。

　　代理焱光公司行政诉讼案的律师刘胡乐提醒说，随着杨友云、周勇竞买得手，煤炭公司被更名为“华坪大华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经营4个半月后，周勇将其名下部分股权转让给廖定昌，使廖定昌一跃成为大华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并被选为公司总经理，同时撤销了原有的董事会，改设执行董事。

　　显然，由于廖定昌的加盟，仅仅运作了4个半月的大华公司高层发生了重要变化。廖定昌究竟是何许人也？何以成为争议双方瞩目的人物？

　　记者调查发现，在县煤炭公司改制的整个过程中，廖定昌一直是华坪县乡镇企业局局长。根据华坪县委（2003）3月15日华通15号文件的规定，廖定昌同时还是华坪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

　　廖定昌先官员后商人的身份变化，成了煤炭公司改制是否存在“内部人交易”的争议焦点。当然，这里所谓的“内部人”，是针对领导小组一手制定游戏规则、一手操办谁能买到企业的现实而言的。黄光富就此解释说：“刘炎冈的观点没有道理。廖定昌是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不假，但只有涉及乡镇企业改革的会议他才参加。涉及煤炭公司改革，廖定昌并没有参加研究讨论，也没有参加表决。我们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有22人，基本都是政府各局局长和银行行长。涉及哪个局长的工作范围，哪个局长才参加研究讨论，否则不参加。”

　　依照黄光富的说法，大华公司股东中有一个是廖定昌的哥哥，在大华公司投资300万元，是第二大股东。由于他在经营一家私营电厂，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参与大华公司的经营管理，就决定由廖定昌辞去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的职务来帮他。廖定昌是在经过县委、县政府批准辞职后，才到大华公司当总经理的。

　　但是，刘胡乐提出疑问：“凭着一般人的常识，作为改革小组成员的廖定昌怎么可能不知道小组研究讨论煤炭公司改制的情况？周勇等人入主煤炭公司不到半年，廖定昌就成了这个企业的总经理，难道完全是纯粹的偶然吗？同一个人，从乡镇企业局长、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成为改制公司的总经理，两者之间的转换就这么自然吗？”“惊人流失”还是“溢价增值”对于华坪县煤炭公司的改制，刘炎冈始终坚持认为这是国有资产的一次流失。

　　按照刘炎冈的说法，尽管所谓“净资产”并没有包括资源或开采权，457万吨储量的煤炭开采权才是各方竞买煤炭公司的真实目标。

　　由于改革领导小组“低价”出售煤炭公司，直接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按照云南省国土局2002年11月颁发的采矿许可证界定，华坪县煤炭公司所辖矿区面积达3.2534平方公里，年产规模为12万吨。

　　刘炎冈这样算了一笔账———这里的资源储量有456.96万吨，即使扣除开采中的浪费也有400万吨，按目前的市场价格，所产生的利润至少在10亿元以上。

　　黄光富解释说，已经形成资产的东西才能进入评估范围，未形成资产的东西不能成为评估的对象。煤矿资源目前是政府采取划拨方式给的，业主写申请报批，如果批准就取得资源开采权。

　　县政府的答辩也称，“采矿权是《矿产资源法》调整的范围，有关采矿权应由企业与有关有权管理机关解决，煤矿采矿权由省地矿厅颁发，而非由县政府颁发，此次企业改制不是出售国有采矿权，自然也就不能将其评估在内。”

　　看来，重要的问题是采矿权或者说是国有矿产资源是否属于“国有”，是否应当纳入评估范围。

　　刘炎冈还告诉记者：“原华坪县煤炭公司在攀钢有一笔高达1200万元的货款，未在评估之内。后来，改革领导小组同意大华公司用此款抵扣原华坪县煤炭公司在银行的贷款债务。如此一来，杨友云等人就少付出1200万元，等于只用了540万元就买到了煤炭公司，用国有资产买国有资产。”

　　黄光富对此解释说：“原煤炭公司应收的回笼货款有800多万元，被原煤炭公司领导用于参与改制，我们发现后及时制止了。正好原煤炭公司在建设银行有900多万元贷款，就被建行直接抵扣所欠贷款。”未解之题不能不了了之

　　2004年2月23日，云南省企改办和丽江市企改办联合组织调研组，对华坪县煤炭公司的改制进行了调查，最终全部否定了刘炎冈反映的意见和起诉的理由。

　　在几个重要问题上，调研组的调查报告给出结论———

　　不含采矿权的390万元净资产实际由收购方出资1580万元购买，不存在国有资产贱卖和流失的问题，而是溢价出售。改制后的新企业各项经济指标均有所增长，2003年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617.8万元，比上年增加156万元。

　　昆明市一位正在进行改制的国有房地产企业老总认为：“购买国企者通常包括外商、私营企业老板、国企经营者和职工这四类人。但是，实际上还有第五类人，这就是有实权的官员与上述前三种人勾结，构成里应外合为特征的第五种力量。这种力量所向无敌，给社会公正造成严重内伤。”

　　在华坪县煤炭公司“公变私”的改制过程中，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始终发挥着多种功能———主导资产评估，制定改革规则，发布改革公告，审批改革方案，确定新的业主。

　　刘炎冈认为改革小组无权出售煤炭公司，应由地（市）级以上的人民政府主持。省市调研组也认为，由改革领导小组“这样一个临时机构代表政府审批国企方案不妥当，应由县政府补充完善有关审批手续。”刘胡乐律师说，主体错误即程序错误，根据行政法规定，这种错误在行政行为之后不可以补充或改动证据。

　　虽然如此，省市调研组依然认为，华坪县政府改制华坪县煤炭公司的行为是按照中央关于国有企业分级管理、分工监督的办法以及丽江市委、市政府的授权而取得合法性的。

　　刘胡乐律师至今并不认同调研组的观点。他认为，华坪县煤炭公司的改制没有公开拍卖，没有按市场交易规则竞价交易。按照《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云发（2002）3号】规定，出售国有资产、股份要通过公开拍卖，由市场决定价格。缺少这个重要程序，结果正如郎咸平所说的那样———“国有资产在一个没有招标的情况下，自行定价的结果，就是以合法的、最低的价格转进个人的腰包里。”

　　刘胡乐同时指出，按照领导小组2003年8月29日发布的第5号《公告》，7户参与改革者所预交的只是“置换职工身份及赎购企业等”的“保证金”，并不是足以购买企业的资金。选择杨、周方案以后，只是其“保证金”的限度内出售了企业，国家利益不知如何得到保障。

　　记者注意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曾明确提出，“这些年我国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主要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认识错误和混乱造成的。这种错误就是认为国有资产由政府代表，结果地方的县市政府有权处分国有资产……把土地、资源转让、划拔给私人或私人企业，把国有企业给卖了，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代表机关讨论决定，更没有征求职工组织———工会的意见。”

　　直到今天，华坪县煤炭公司的改制迷局仍有许多未解之题。这场改制风波最终究竟是不了了之，还是能够给社会各界带来关于国企改制的又一次深刻思考，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