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业农民工欠薪问题，由于各方面的重视，解决起来比较顺利，其他行业的欠薪问题相对来说就要困难一些。”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学法1月19日告诉记者。
据王学法介绍，2004年全年，他们中心共受理涉及农民工欠薪的法律援助188起，其中95％以上都得到了解决，合计为农民工追讨工资80余万元。而在欠薪问题比较严峻的2003年，中心为1000多名农民工追讨工资800多万元。
“现在情况好多了。民工把工资拿到手已经不太需要我们的帮助了。”王学法解释。“不过，农民工欠薪问题虽然关系简单，相关细节通常错综复杂，办起来还是比较头疼。”
最让王和他的同事们头疼的是，很多前来求助的农民工没有和雇主签订合同，也没有任何书面材料，几乎所有的依据都来自口述。尽管从法律上来说，口头约定也是一种合法的契约，但是农民工通常缺乏足够的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没有搜集到证据，处理起来往往困难重重。“有的农民工甚至都说不清楚工头儿到底欠自己多少钱。我就遇到过一位，一会儿说是3万多，一会儿又成了2万多。”
欠薪主体不明是中心的律师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由于层层转包，到农民工这里往往已经转了三四道甚至五六道手。尽管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由于工程转包出现工资扯皮时，业主或工程总承包者需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但是这样剥竹笋似的层层追索，光查清到底是谁在欠钱这样一件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事情，就要耗费中心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
另外一方面，现在很多包工头同时承包多个工地，农民工在一个工地做一段时间就被拉到另一个工地，一段时间后再被拉到另一个工地，到最后根本弄不清楚是哪个工地在欠钱，欠多少钱。“有些工头儿是恶意的。他就是想把你弄晕。”王学法如是推测一些工头这样做的用意。
“这些都是我们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农民工在选择用法律解决欠薪问题时面临的困难相比，它们可能算不得什么。”对于自己援助对象的困境，王学法非常理解。
长达两三个月的诉讼等待时间是农民工寻求法律途径解决时，遇到的最大的一道坎。可能也正是这道坎，让很多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选择了其他或极端或消极的方式。据介绍，从提起诉讼到最后判决，中间通常相隔2～3个月。如果需要二审的话，时间会更长。而很多农民工住在工头提供的简易工棚里，除了工头儿逐日发放的生活费外身无分文。让他们在举目无亲的地方等待3个月几乎是不现实的。
对于记者最后提出的“法律途径和行政手段相比，哪一种更有效”的问题，王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可能还是行政手段更快捷有效一些。”随即，他解释说，通过行政介入，可以大面积比较有效地预防欠薪事件的发生。而欠薪发生后要想法律途径解决的话，就需要一起一起地做，有起诉、取证一整套严格的程序，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