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睡觉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做我们这一行竞争很激烈，压力很大。”从电话那头铿锵有力的声音听来，我无法相信陈浩是一个长期睡眠严重不足的人。“别不相信，也就是现在年轻。我经常是晚上应酬到凌晨两点多才能回来睡觉，早上六点就又得起来，安排一天的工作。没有周六、周日，也没什么五一、十一。”
陈浩今年30多岁，是一家装修公司的包工头，已经在北京待了8年了。目前，他正为筹
备自己的公司办理各种手续，因为“有了自己的公司以后，承包项目就方便得多了”。现在，陈浩手下有150多号民工，各工种都有，而且大多数都和他是老乡。他告诉记者，像这样的公司在北京大概有10万多家，150人的规模只能算是一个小公司。
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对包工头的监管不力，甚至爆出了某些人携款逃跑、拖欠工资、陷入三角债甚至四角债等负面新闻，一直以来，各方矛盾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包工头身上。而陈浩真是觉得“比窦娥还冤”。在谈到国家为解决农民工欠薪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时，他激动地打断了我：“早就该这么做了，这样做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我们和工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雇佣与被雇用关系。他们都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好歹总得给人家一个交待吧。”为了这个“交待”，陈浩不得不将每天工作60％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应酬上，把队伍的管理交给别人。“现在谁都不容易，发包单位（招标单位）挑建筑公司，建筑公司挑包工头。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不预付工程款，还要回扣。”
回到老家，包工头们往往被当作有钱、有本事、有地位的人，但是，一年中能受到这样“礼遇”的也只有那么几天，毕竟，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还都是在城市里。“虽然买了车，在北京也混了四五年了，但是我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当然，别人更不会这么看了。”一位来自江西的包工头无奈地叹息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