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3年7名高校领导落马

　　三年倒下七名厅级“校官”

　　2004年7月，当黄祥生因涉嫌收受贿赂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时，陕西理工学院的许多教师诧异不已，因为这位年轻的副院长（副厅级）在同事心目中一直是“待人谦和、工作勤奋”，而实际上，他在学校近年基建过程中收受贿赂先后达6次之多。

　　在此之前，陕西教育学院原院长高安民因受贿2万元被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9月21日批准逮捕，成为首位落马的正厅级“校官”。

　　2002年7月，刚刚担任延安大学校长3个月的惠延德（正厅级）因在任榆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期间受贿62万元被批捕免职，次年被判刑13年；

　　2003年，两位副厅级“校官”相继落马：先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李良晨因受贿14万元被捕，没过多久，陕西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化勇因受贿10．1万元被捕；

　　2004年，落马的厅级高校贪官增加到3人，除了黄祥生外，宝鸡文理学院副院长海焕智（副厅级）和宝鸡文理学院党委副书记董建英（副厅级）均因受贿被捕。

　　除了这几位厅级贪官外，近年来陕西高校涉及职务犯罪的处级干部更是一大批。据了解，仅媒体公开披露的就有陕西经贸学院原处长刘俊、王永臣、副处长张景民、尚建民，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原院长赵延新，陕西教育学院信息中心原主任柏永林、计财处副处长李虹，陕西石油学院产业处原处长邢伯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建处原处长付国岩，延安大学原处级调研员刘久信，西安石油学院成教院原副院长王鸿飞等先后落马。

　　另据陕西省纪委提供的材料，2004年上半年，陕西高校职务犯罪发案23件，涉案24人，其中20件已移送司法部门。这23起案件中，有18起属于大案要案。

　　高校腐败的三大“病灶”

　　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目前高校腐败案发案部位相对集中，基建、采购和招生领域成为三大“病灶”。

　　“基建病”陕西省本世纪前两年高校完成的基本建设就相当于新中国成立50年来基建的总和。这种火热的基本建设，成了滋生犯罪的土壤。延安大学原校长惠延德在榆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党委书记时，一位建筑商为承揽工程，多次给其送钱，惠都拒绝甚至将钱从家里扔出。但对方不死心，不断软磨硬泡，最终将惠拉下水。惠后来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基建工程，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收受62万元贿赂。此案成为陕西高校级别最高、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案件。

　　在目前“落马”的7名陕西厅级高校干部中，有6名是因在基建工程上受贿而“翻船”的。

　　“采购病”个别当事人在高校大宗物资采购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回扣”，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招生病”高校招生成了一些招生人员手中决定学生能否上学的权力，使得他们借招生之机徇私舞弊，大肆贪污受贿。

　　教育腐败的实质是权力失控

　　领导干部集体腐败成为高校职务犯罪的一个新特点。

　　在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查办的28起涉及高校职务犯罪案件中，其中21起是窝案、串案，占查处案件总数的75％，真的是“查处一起，引出一串，牵出一窝”。以原陕西经贸学院的经济犯罪案件为例，此案涉案金额600多万元，涉案人员33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12人。2003年，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查办的西安石油大学窝案涉及4案6人，其中一名副院长受贿33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去年上半年，陕西查处的陕西石油化工学校受贿案，领导班子中有4人被捕；西北政法学院基建处4名处级干部被司法部门立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稀贵金属研究所3位所长因贪污问题被立案审查。

　　教育腐败的背后，实质是“权力腐败”。哪里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哪里就有横行的腐败。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崔明生分析，从目前已经出了问题的高校看，这些学校主要领导“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比较突出。群众监督、本单位纪检监督基本上成了“摆设”。个别人一旦大权独揽，就把学校的发展机遇当成了谋取个人利益的机会，走向腐败。

　　教育界内部有关人士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说，在教育界，对权力的制约要大大落后于整个社会的改革进程，这也是高校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据《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