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从政的两个现实版本

　　从政了，还回得来吗?

　　近一段时间来，位处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成了全国媒体聚焦的中心。

　　先是曾任德阳市副市长的教授郭元晞，在卸职回到校园后，本想推出一本直面地方政府运作内情的《市长手记》，作为五年市长生涯的告别作。

　　然而，这本也许会让政治小说作家周梅森、王跃文们吸取创作养分的“纪实之作”却遭遇“难产”，郭本人也陷入到某种始料未及的尴尬中。

　　然后，出身该校的四川省前副省长李达昌，以“涉嫌滥用职权罪”被警方逮捕。这个曾以“弃官从教第一人”的“事迹”而为人所知的高官，在事隔一年半后，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为世人瞩目。

　　两个新闻人物同时现身于同一所校园，这当然是一个偶然。然而，我们也不禁会问：他们的人生际遇后面，有没有什么必然性的关联因素？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成都

　　一年多前，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到西南财经大学做教授、博士导师，学校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全国的媒体对副省长“弃政从教”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西南财大也因此而感到风光。但是，2005年元旦刚过，突然传来李达昌被四川省检察院刑事拘留的消息。

　　李达昌，成了2005年中国省级干部涉案的第一人。

　　分析李达昌的人生路径是有价值的。当年，他是新时期第一批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基本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中的一人。自称“在北京读书的三年，不分昼夜”，获得硕士学位。那时，正百废待兴的中国亟需人才，他被分回到西南财经大学，很快成为系里的领导。

　　时值党政机关提倡知识化和年轻化，四川省有关领导看上了财经学院的两位老师，要选派去做行政工作。据一位现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介绍，当时学校还很是不舍，赶紧将他们两位提拔成学院领导。最后，其中一位留下了，另一位去了四川省也是全国一个重要工业基地的、德阳市做市长，可见当时有关领导对他的重视。他就是李达昌。

　　李达昌走上了仕途，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李达昌扶摇直上，一直当到副省长(参看本刊相关报道)，这些工作都需要考验才干。

　　至于个人素质，众所周知，一个官员到了这样的级别，公众很难根据他的媒体形象判别他的真实情况，我们只能说，他外在的影响并不坏。接近过他的记者表示，他会给人留下和蔼亲切的印象。辞去副省长职务不久接受采访，叫记者不妨称他“李哥”。

　　他走出学校的时候，是讲师职称，在他的官阶节节上升之际，其学术职称也经历了副教授、教授的进步，临回学校半年前，又获得了博导资格。他说，这“都是根据我的教学经历和科研成果，经过正式申报程序，由四川省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的”。你可以怀疑这里面有学术“向副省长倾斜的成份”，但作为一个副省级干部，他确实一再殷殷情深地在媒体上赋诗作文，传达最终要回到学校去教书的意向。

　　另据一位曾经主编过四川省社科院一份专业杂志的教授说，李达昌喜欢做学问。有时投一篇稿子来，还要认真地附上一封信，称当官了，写文章不容易云云。身居他那样的高位，而保持他那样的志趣，这使他的媒体形象显得不同一般。

　　去年，他终于“回到了学校”，他又在媒体上写下了很抒情的诗文言志。他说他的博导资格是过硬的。媒体没有介绍过、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学术能力和学术品质，他的“学术地位很高”。如果没有现在的事件，李达昌的故事之完美，几乎是“学而优则仕”及“仕而优则学”的古代理想的最佳现代版。

　　然而，现实弄人。1984年从四川财经学院走出去的那位学术苗子再也走不回来了，西南财经大学迎回的不是一个招收博士生的品牌。媒体对“李达昌模式”的颂扬显得过度一厢情愿。

　　谁说这只是西南财大和媒体的尴尬呢。一个做过副省长的人要终身享受副省长待遇，不仅不需要个人去争取，也可以说个人没有理由拒绝，这是现实的制度安排。

　　但是，今天摆在李达昌面前的现实，不仅是副省长的待遇将不复存在，连“以大学教授的身分为人民服务”，也可能变成一种侈望。

　　李达昌“失败”了。20年前，当他从教室走向政坛的时候，有谁能想得到他会走到今天的地步？他自己是否能想到当他有了足够的权力的时候，可能会一挥手把巨额财政款随意划走？回首当年，李达昌接受专业教育的时候，在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改革开放才开始起步，国家需要他们，党政干部需要年轻化。而那是一个有志青年立志创造美好未来的激情年代。

　　透过李达昌式的官员的轨迹，令人想到八十年代初所喷发的短暂激情。可是，今天，有着他同样教育背景和从政经历的那一代肩负历史使命的精英人士，正不时在整肃官场和反腐败的愤怒声浪中退出历史舞台。而他们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不得不计算为“历史的代价”或“改革的成本”。

　　这当然不是李达昌个人的失败和他个人的悲剧。我们或许可以问一下，直接动手划拨亿元财政专款，是不是现代执政理念下一个副省长应有的职权？据悉，他直接管辖的财政厅也有人对他滥用职权动用财政专款不满意，但为什么他还是成功地滥用了职权？

　　李达昌“失败”了。如果他当初真的是怀抱理想走出学校，而视教坛为人生的归宿的话，那么仕途却成了他的不归路。然而，官场就是如此地“高风险”，从学校走出来，就不可以“干净”回去了吗？

　　这里有另外一个参照文本。

　　郭元晞。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改革开放将近二十年之后，在李达昌离开德阳十多年以后，他成为了德阳市副市长。

　　他们两人的背景当然各不相同，而在一个巨变的年代，相隔十几年，意味着郭元晞副市长的德阳和李达昌市长的德阳执政环境有了不小的变化。他们的身份和面临的问题也不会一样。

　　当李达昌“高调”回归母校，要“换一种方式为人民服务”(在母校做“兼职博导”)的时候，郭元晞也完成了他在德阳的副市长生涯。郭卸职的时候，没有惊动媒体，他安静地回到学校，一做博导，二是写他的《市长手记》——这是他在做副市长的时候就想好了的。在任职期间，他坚持做笔记，准备素材。现在，38万字《市长手记》已经完成，该书有一个副标题“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经济学思考”，但有人评价说，它直面了地方政府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也有公众难得一见的官场运作记录，“有警世意义”。

　　作为一个“下派市长”，通常意义下，可以只是去镀金，可以当作玩票，郭元晞是怎么玩的，我们只能依据书中披露的情况，看来，他玩得当真。以执政团队中的高层人物的身分长篇披露一个地方政府的执政内情，对于作者来说，应该是很有挑战的。在中国政治史上，有过很多过来人留下的治世格言和为官宝典，但似乎还没有像郭元晞这样“犯忌”的先例。

　　郭元晞做副市长做得比较洒脱，他能坚持自己想坚持的东西。也许可以理解为，他还在学校领工资，有一个体面的退路。在与记者的交流中，他表示，如果“做得好”，他也可以不回到学校。是啊，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做市长也是最好的经世济用，为什么必须要回到学校呢。从这个角度说，郭教授回来了，也是“失败”的。

　　这部“非常具有可读性”的以学术名义出版的“纪实著作”正在等待阅读。凭一本书判断一个人也许失之简单，我们只能推想，如果郭元晞的书具有足够的真诚，那么，能说他经受住了官场的考验吗？从政了，官场没有改变你吗，你守住了吗？一个人凭自己最大的努力，可以多大程度上在约束机制并不健全的官员队伍里“独善其身”呢?这些自然是很大的悬念。

　　李达昌，郭元晞，两个学者，两个社会科学知识背景的学者，两份从政样本，无论从任何角度，都非常诱发人们的想象力。从年轻化和知识化，从技术型到社科型和人文型，除了现代政治文明，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才类型可以作为廉洁高效的保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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